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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治理资源视角的产业扶贫与贫困治理——以陕西省延长县X村为例

作者:李冬慧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52—58页  发布时间:2019-02-26  浏览次数: 366

【摘 要】精准扶贫政策出台以来,产业扶贫的落地与推进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发挥出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村庄陷入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农民组织化制度供给缺失,参与决策空间小;治理主体变化导致村干部权威被削弱;多元治理主体的“分利问题”等。为此,贫困村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贫困治理”的机制创新:一是健全农民组织化供给制度,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二是打破资源占有主导模式,建立多元主体协商机制;三是完善资源精准对接机制,减少权力干预与分利。

【关键词】治理资源;贫困治理;扶贫资源配置;分利逻辑;延长县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历来是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与根据,农村治理也始终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重要场域。农村治理对公共权力和资源进行分配、协调和运作,对村庄内部社会进行管理和调控,以达到农民积极参与、村庄有序发展的目的[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资源随着治理主体的不同而几经变迁:自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权利资源由下向上集中,由行政向党组织集中,整个社会都围绕农村基层党组织网络而架构。这一时期的治理资源有党组织的绝对领导权、村集体的财产、分配土地的权力以及在村中组织公共活动、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等的权威和组织力”[2]。自1983年起,我国的乡村管理体制建立起以“乡政村治”为主要特点的管理形式,基层的治理框架基本成型,虽然在乡镇政府一层,仍然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重大事务具有决定权,但在村一级,“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各类农经组织、基层社区组织等组织机构开始分化乡村的治理资源,开始形成‘多中心’治理局面”[3]。进入21世纪,农村更为明显的组织分化伴随的是更为多元的治理资源的分化,乡镇一级的政府已经不再是拥有唯一资源支配的主体,随之兴起的村民自治组织和代表也开始享有自治权和处置权;宗族组织拥有“祖赋权威”、乡村经济精英和新经济组织拥有经济活力和致富信息,“农村治理正在由原来的村民自治走向多主体合作治理,表现为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多元化’治理权力为核心、‘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的村庄治理模式”[4]。对于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等治理资源的汲取、分配以及使用则始终是农村、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关键问题。

在后税费时代,基层政府不再拥有收取农业税费的权力,国家权力管制在乡村社会逐渐淡化,基层政府的治理资源被大幅削减,某些乡村地区出现了治理缺失和治理倒退现象。近年来,精准扶贫战略在贫困地区深入推进,实际上为重塑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提供了新契机。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反贫困干预引导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扶贫资源传递”。回顾40年的扶贫开发历程,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始终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开发式扶贫理念[5,6]。2017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超过1400亿元,比2016年增长30%[7]。如此大规模的扶贫资源注入乡村,直接改变了乡村中原有的治理结构,带动了新的治理主体,同时也形成了新型的治理模式——贫困治理。贫困治理以产业项目作为关键扶贫资源,以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辅助资源,以农村反贫困为目的,完善乡村秩序,促进乡村振兴。治理资源随着治理阶段的变迁产生不同作用,当前,产业扶贫作为贫困治理的有力抓手,一种内生性、根本性的扶贫路径,并且由于其本身固有的灵活性、多样性和适应性,被贫困地区广泛采用[8]。总体上看,产业扶贫能够带动贫困户参与产业化经营[9],促进贫困户就业增收脱贫[10,11],能够取得较好的减贫效果。但在地方实践过程中,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政府主导的产业项目与贫困户需求脱节[12]、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程度低等问题[8]。在实际操作中对帮扶单位与贫困户、基层组织和贫困户、帮扶单位和其他村民、基层组织与其他非贫农户之间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产业扶贫过程中陷入何种治理困境等问题引发思考。鉴于此,本文以陕西省延长县为例,基于典型村的实地调研,分析该县X村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出现的治理困境及其创新机制,以期为相似贫困村实现有效治理与发展转型提供借鉴参考。

二、研究区域及其贫困治理探索

(一)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延长县X村是典型的“空心村”,全村共有农户113户408人,在村常住78户166人,其中低保户21户25人,贫困户48户126人,40岁以下的人口基本上外出打工,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村里的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农村主体老弱化现象十分严重。该村地处黄土高原丘陵区,地形崎岖,川地和坝地居多,四类地超过1000亩,自然条件较差。自然资源禀赋差、区位与交通条件不便、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使得村庄发展迟滞,成为延长县典型的贫困村。

(二)贫困治理探索

1.行政主导下的“全承包”形式。

随着分税制和税费改革的完成,项目制成为了当前中国农村治理的基本方式。农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水利灌溉、桥梁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等政策,都是以项目为依托的乡村治理方式。精准扶贫以来,一个个项目的落地实施成为贫困地区发展的依托形式。“项目制分为竞争性项目和非竞争性项目,竞争性项目需要不同地区之间通过争取指标来获得,不具有普惠性;而非竞争项目往往是一类专项扶贫资金数额的项目,不存在竞争。”[13]产业扶贫的主要路径便是项目落地,带动农民就业、脱贫并致富,延长县申请了专项项目支持当地的扶贫事业。

2014年开始,陕西省林业厅和延长县政府开始对X村进行包村帮扶,当地的帮扶单位与基层政府遵循了扶贫开发的基本逻辑,推行项目“入村、驻村、发展在村”的策略方案实施对贫困户的“全承包”形式。由于X村“空心化”和原子化状况比较严重,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成为惠益群体。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产业发展能力,寻求合适的产业落户成为关键。X村尝试利用村庄原有的基础良好的苹果产业进行投资。苹果属延长县重点发展果业,在全县产业覆盖面广。延长县非常适合苹果的生长发育,因夏季白天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糖类大量累积,且含水量大,果品优良,产量较高、品质也比较好,洛川和外地的好多果商都到X村去收购苹果,目前是农民增收的重要经济来源。当地农民有句老话“家有果园三亩,等于抱个金元宝”。但就是这样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项目,林业厅和县政府将扶贫资金作为贫困户股份入股到当地的苹果合作社后,遭到了贫困户和村民的抵制。原来,林业厅和县政府以扶贫资金按照每户贫困户6000元的股金投入到合作社,条件是需要承包贫困户的果园,统一经营,统一管理,采收期统一到果商收购点销售,得利后再给贫困户分红。期间的人工需要雇佣村中合适的劳动力,按苹果管理周期(1)的工作量结算工资。X村的苹果幼园共200多亩,正常年份生长大小在70毫米以上的均价在2-4元/斤,是扶贫政策落实前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

关于这样的扶贫措施缘何遭到贫困户的集体抵制,有包村干部和村民的两套说辞。刘姓包村干部认为:“村里都是老弱病残,我们想办法集中管理,统一雇人,统一经营,等于林业厅出钱帮他们(贫困户)赚钱,还不用他们下地劳动,摘果后卖掉直接分红,想不明白怎么就行不通。”而贫困户却有另外的苦衷:“我们自己家的果园3亩,当初扶贫政策下来时就告诉我们想要享受扶贫资金就得强制承包出去,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交给他们了,结果一年下来,一共给了不到一万块钱,如果再加上6000块钱,自己干绝对比他们掺和赚的多。”

县政府和林业厅在扶贫初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尝试阶段没有过多地考虑贫困户的需求,想当然的替农户“做主”。而村干部在产业落实过程中主要起协调作用,考虑贫困户劳动力不足,刚性落实产业项目。以基层政府权力为主导,“全承包”形式落实产业,没有完善相应的产业程序和制度,未做需求调查,结果“费力不讨好”,既没有帮贫困户脱贫,也没有拉近关系,反而加重了干群矛盾,双方冲突激烈,一度导致村中基层行政主导下的村庄治理陷入困境。

2.需求导向下推广“企业 贫困户”模式。

产业扶贫是一种内生发展机制,目的在于促进贫困农户与贫困地区协同发展,根植发展基因,培植发展动力,阻断贫困发生的动因,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过程。产业扶贫中项目安排是否精准是前提。产业的选择、布局与落地,需整合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特色资源、区位条件等发展优势,嫁接国家投入的扶贫资源,才能较快的促进产业发展和实现效益,以此推进干群关系,增加农户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实现新型治理主体下,利用扶贫资源实现的新的治理成效,促进乡村振兴。

在重新厘清产业扶贫的实施逻辑和目的后,延长县X村迎来了林业厅和县政府的第二次尝试。2015年开始,省林业厅和县政府制定新的扶贫计划,采用“企业 农户”、“长期 短期”的扶贫方案进行X村的专项扶贫,继续大力发展果园产业。包村干部与“村两委”组织贫困户讨论实际需求,开“意见收集会”听取了贫困户代表的意见,并转变扶贫思路,有重点的进行帮扶。首先不干涉农户的种植和承包,保留每家果园的使用权,无论是打药、去枝还是套袋、施肥都由贫困户决定。在种植过程中的施肥和雇用工人方面为贫困户提供帮扶。招募合适帮工在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期——花果期来园套袋,年龄在65岁以上的贫困户雇工的,雇用工资由林业局补贴30%,一户一年最多补贴3次,解决缺少劳力的问题。包村干部计算过:“平均一户3亩果园,套袋4700个,一箱袋3000个价格为135元,袋钱需要200元左右,帮工需要3个,雇帮工一天130元,林业局补贴40元,花果期投入为500元左右”。除此之外,还免费提供套袋前所需的“杀虫杀菌剂加钙肥”,解决种植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其次从苹果销售方面入手,省林业厅利用部门优势,联系企业与果商对X村的苹果进行“直销直购”,以苹果品质为准实行“差额收购”,为贫困户和企业搭起了一座“直销桥”;再次从果园防灾害措施和基础设施方面入手,林业厅设计安装行政村果园防雹网190亩和集水窖124口。防雹网的安装有效防止了冰雹灾害,而集水窖工程的建设有效的解决了贫困户果园施肥打药的水源问题。三项措施一经实施,受到了贫困户的一致好评,郭姓贫困户讲到:“果园就是我们全家的命,照顾果园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以前苹果倒也不愁卖,但是现在有林业厅联系果商直接进院来拉,价格跟我们拉出去卖一样,省事又赚钱,这确实是给咱们做实事”。作为基础产业,果园的种植和销售环节被打通,而抗灾防险和劳动力等关键问题被锁定并妥善解决,这些都是拉近贫困户与扶贫主体关系、建立信任的重要原因,可见,在贫困治理中,扶贫资源的精准化识别、精细化投入,对于扶贫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3.市场导向下的特色产业入驻与发展。

一是引进食用菌产业。由于贫困农户自身发展能力的限制,其参与扶贫产业往往需要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引领。因此,在扶贫产业的发展经营过程中,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创业大学生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起到了重要的带动示范作用,并形成“企业 贫困户”、“园区 贫困户”等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对于X村贫困户的发展,省林业厅和县政府选择了发展食用菌产业。种植食用菌的优势在于所需劳力少,投资少,占地小,具有可持续性,且收益见效快。2015年起,林业厅的包扶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在意见收集会上围绕:“X村应如何引入外来产业”“引入何种外来产业”以及“引入的外来产业如何扎根到本地”等几个问题进行商议,并就引入产业给出了备选方案:包括圈养牛羊的养殖、食用菌养殖、庭院养鸡、庭院养猪以及成立农作物合作社,等等。通过分析X村缺乏劳动力且劳动力偏弱、场地有限、资金少等实际情况,结合贫困户的多数意见,最终投票决定由延长县政府牵头、省林业厅出资帮扶、村两委动员协商引入的食用菌种植产业。省林业厅投资40万元给长青食用菌厂为贫困户免费建大棚,根据每年各家各户实际情况,免费发放1000—2000不等的菌棒,并且为村中配备驻村菌菇技术员,随时提供技术指导和疑难解答。前村主任孙茂万算了一笔账:“林业厅免费将每根7元的香菇菌棒送到贫困户手上,每年每根香菇菌棒平均能收2.5斤左右,拉平市场淡旺季,1斤均价卖6元左右,算起来1根菌棒就能收益15元,现在村里搞香菇的贫困户均900根香菇棒,算起来每户每年能收入一万多块钱。”香菇的种植可以直接将大棚建在自家庭院中,并且一般1000个菌棒左右的食用菌只用一人照看便可,保证菌棚温度在10℃—25℃,湿度范围为50%—70%。菌菇类对新鲜度的要较高,一般即时采摘的菌菇需要即时出售,因此林业厅利用其部门优势直接与卫东食用菌有限公司联系,该企业专门负责收购X村的新鲜菌菇,保证贫困户采摘后的销售,且收购价不低于市场均价。短期依靠食用菌产业的收益已见成效,村中贫困户的对林业厅、县政府以及村两委的工作基本上都给予好评。63岁的贫困户孙茂富说到:香菇种植以前村上有人种过,好上手,好出手,利润高,对我来说这个技能很实用,也适合我。”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批贫困户种植食用菌初见成效之后,村中其他农户只要有种植意愿的,林业厅与村两委在经过商议后都统一免费修建大棚和发放菌棒。这样一来,扶贫资源就不仅落实到贫困户身上,还惠及到村中有发展需求的农户身上,用前村主任孙茂万的话说:“村里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和谐的气氛了,现在大家一说开会,不管是不是关系自己的事都去参加,除了腿脚不便的,村里人都开始重视咱们村干部召开的会了。”由此可见,当扶贫资源通过林业厅和县政府落实到村中并惠及村民时,农户和扶贫户生产和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摆脱往日事不关己的状态,开始主动关心村中扶贫政策和其他政策,对村庄以扶贫资源的创新型注入带动乡村治理的新发展,也体现了贫困治理的新成效。

二是发展庭院养殖。从扶贫实践来看,贫困地区基于当地资源禀赋,瞄准市场需求,发展特色产业,而所选产业多是以特色种植、养殖以及乡村旅游业为主。考虑到X村劳动力偏少、偏弱并且场地有限的实际情况,2016年在村两委的召集下,贫困户和代表在林业厅和县政府再次进行座谈会,商讨帮助农户发展的新项目,讨论决定:由省林业厅出面联系并帮扶“二海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为每户贫困户免费提供鸡苗50只并建设鸡舍,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服务,还负责销售环节以及鸡苗的新老更新,贫困户只负责饲养。在延长县,基本上家家户都会散养鸡,并且当前这类散养鸡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另外,土鸡蛋经过包装价格会提升。例如:贫困户孙茂真家,2016年的养了50只蛋鸡,产蛋大约在3000枚左右,当年土鸡蛋价格约为1.5元/枚,鸡蛋的纯收入约3000元左右。庭院养鸡项目受到贫困户的欢迎。除此之外,陕北地区养猪也有比较普遍,并且利用在塬上、坝上种植的玉米和草料进行饲养。刘姓贫困户说道:“一头猪仔1000元左右,1头猪一般生长1年就可以长到300斤重,我们这块植被资源较丰富,草料可上山自己弄,并且这块坝地上基本上都种植玉米,一头猪一年能吃约2000斤玉米,1亩玉米产三四百斤,家里还有几亩坝地,种的玉米也够猪吃,市场估价一斤玉米1元左右,卖猪纯收入在3000—4000元。”庭院养殖的初始成本(鸡苗和猪苗)作为扶贫资源先行投入到村中,而且饲养过程在贫困户的庭院中就可以完成,需要的人力少,劳动量小,再加上饲料都能够自产,庭院养殖在X村受到欢迎。庭院养殖项目是基于X村的资源禀赋和村庄空心化特点,按照市场导向发展起来的适合本村的平分产业,解决了贫困户缺劳动力缺技术发展的问题,调动起该村贫困户与村民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增加对包村干部的信任度,对村中公共事务的关注度逐渐提升,为扶贫阶段的乡村治理打下良好基础。

三、产业扶贫中X村的治理困境

(一)农民组织化制度供给缺失,参与决策空间小

产业资源的落地需要多个条件的同时满足:本地的自然禀赋、村级组织相应的资金设施的配套能力以及贫困户的参与意愿、参与能力以及生产积极性。其中,在其他条件相对成熟的状况下,农户的接受意愿与加入能力则成为产业扶贫项目能否落地的关键。尽管产业扶贫资金在运作中都瞄准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但其落地过程中,产业扶贫资金的承接主体则主要是龙头企业与合作社,贫困户几乎没有决策参与权甚至没有知情权。“扶贫资金股权化等许多“制度化”的措施屏蔽了国家资本下乡后与贫困群体的直接互动”,农户的接受度和参与意愿并未被重视[14]。在X村,首次扶贫尝试遇阻的原因在于林业厅与县政府联合决策,将扶贫资金作为合作社的股金直接投入,绕过贫困户充当实施主体,缺少与贫困户的直接互动。“精准扶贫推动的乡村发展不仅涉及“大国家与小农户的对接”,同时也涉及“大市场与小农户”的对接”[7]。可以说,农民的组织化问题是乡村治理与农业发展的症结所在,就贫困治理而言,贫困者的组织化问题是多重矛盾的核心。

(二)扶贫资源的配置主体成为村中“新权威”

精准扶贫以来,随着扶贫资源的不断注入,持有资源的主体“空降”到村庄中,包村干部作为国家自上而下政策执行和扶贫资源输入、下放的具体负责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新的治理主体。村庄原有的治理主体,如村两委、村民自治组织由于其原本资源占有有限,受到新治理主体的冲击,处于协助和辅助的地位,其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权威和效力受到削弱。如X村,在受到林业厅这样的强势单位的帮扶以后,村中的贫困户以及其他有意愿有能力使用资源的农户会更加信任包村干部,形成了拥有资源者就会获得支持,掌握资源者就会拥有更高权威和号召力的局面。而村中原有治理主体即村干部由于缺乏资源,其权威和权力会受到削弱。例如:当村民遇到棘手的情况时,首先想到的是与包村干部商议,村民认为包村干部更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权力并不在包村干部手中,这就陷入了一个推脱和难以解决的循环中。可以预见,当一个贫困村摘帽,大量扶贫资源撤出以后,原有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会弱化甚至失效。不仅要考虑贫困户的返贫问题,还要重视治理主体变化后,村民在治理主体角色置换后的适应和村中原有治理主体权威的重建。

(三)“分利逻辑”下的产业落地偏差

在某种意义上,精准扶贫的确重塑了地方政府的政治生态,它极大地改善了后税费时代地方政府在乡村发展特别是贫困乡村发展中的注意力分配和公共投入上的缺失。在外来扶贫资源密集输入的背景下,精准扶贫成为各地军令状式的中心任务,研究者纷纷用“压力型体制”“运动式治理”来分析精准扶贫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与目标偏离[15]。从自下而上的角度,以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的扶贫资源在抵达乡村之后也激发了地方社会中以村干部、乡村精英和帮扶单位为主体从“谋利”出发而建构的“分利秩序”,并形成利益网络。遵循着这种分利逻辑,县政府需要从产业落地、农户脱贫的结果中获得“政绩”;包村干部个人可能会成为寻租主体,从中获益;村干部凭借体制性权力,既可以在做项目的过程中通过工作经费、奖励以及承包项目工程和经营项目等方式获得利益,还可以利用项目自下而上地申请这个平台,与上级政府建立更多的关系,从而为个人或其企业发展积累人脉关系和信息[16]。村庄中另有部分群体,例如是有资源关系的村民利用亲属关系等获得更多信息,承包下放到村中的项目工程,或者转包给其他人收中介费,获得项目下乡带来的隐形利益。另外,乡村中的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人脉优势和资金优势影响项目资源的分配途径。

四、X村贫困治理的创新机制

(一)创新农民组织化参与机制,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产业扶贫是乡村振兴和农民内生发展的关键措施。产业安排的精准要与农民的切实需求相辅相成。产业的选择、布局与落地,需整合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特色资源、区位条件等发展优势,嫁接国家投入的扶贫资源,才能较快地促进产业发展和实现效益。国家层面投入大规模的专项资金促进扶贫产业发展,其目标定位是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和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而地方政府却将大比例的扶贫资源投入到若干“优势村庄”并将其打造为“亮点工程”。亦即国家层面的目标定位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之间存在差异与冲突,偏离了精准扶贫的战略目标设想[17]。这种项目申请与落地的“门槛效应”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选择性平衡”的结果,并未将农民的发展需求和“地方性”的区位条件作为首要考虑落地实施,缺乏对于农民主体性的关怀与考虑。因此,应健全农民的组织化供给制度,以农民需求为首位,倾听民声与关切农民脱贫和发展为目的,建立规范的扶贫产业项目申请、评价、考核验收与监督监管体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二)打破资源配置主导治理模式,发挥原主体作用

长久以来,地方治理模式多陷于治理资源主导型的治理模式,占有资源的治理主体处于优势一方。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进,国家向农村输入源源不断的资源,包括乡村建设项目、扶贫项目等,扶贫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和互动过程愈加复杂,但不变的是,拥有分配权利的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往往占绝对主导地位。当前,国家资源的不断注入形成的新治理主体占有绝对话语权,原治理主体权威受到削弱。打破当前资源占有主体的治理模式,重视村庄原治理主体的地位,建立以帮扶单位、县政府、乡政府包括村两委和村民自治等共同协作的多元主体协商体系,是当前贫困治理背景下,完善村庄治理秩序,加强可持续和可衔接治理的必要措施。综合利用当前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既协助新治理主体带来外来资源的落地,也要重视发挥原治理主体与村庄内部的治理惯性优势。赋予原村庄治理主体更多资源分配权,利用原有村庄治理中的协调优势,在当前贫困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尊重原治理主体的村庄权威,在资源输入放缓和贫困治理阶段结束后,有效衔接和应对村庄治理问题,恢复和完善村庄治理秩序,建立多元主体协商的治理体系。

(三)完善资源精准对接机制,减少权力干预与寻租

国家通过项目向农村输入资源,对基层组织的行为逻辑和乡村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扶贫资源注入农村时,包村单位和村中基层组织首先需要圆满完成乡、县、市甚至省级(国家级贫困县)下发的任务才能晋升和获得奖励,其次才是为农民提供服务、附带拉动当地集体经济和村庄发展。因此,以获取国家资源的方式填补地方财政缺口、通过“跑项争资”获得个人利益与村庄公共利益的发展已经成为基层干部和地方政府的共识。然而,“如何发展项目,发展何种项目,通过谁发展项目”已成为国家资源对接贫困户的一大难题。当扶贫资源传递到农村时,由于无法细化指标和明确规则,分配项目资源成了基层治理主体的一块“肥肉”。政府官员和政府组织在项目的分配上有较大的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主观意愿分配资源,且政府官员和政府组织的行政级别越高,调配的项目资源就越多[18]。例如X村的帮扶单位——林业厅在项目下乡和牵头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合作的部门优势十分明显。在项目资源分配中,以权力和关系资源的分配模式为政府官员和政府组织的自主性和自利性提供了扩展空间。因此,建议完善精准扶贫对接机制,减少帮扶单位、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员在扶贫资源下乡时的干预和分利,健全资金使用和项目落地的监督机制,使扶贫资源能真正直接精准对接贫困户,达到扶贫资源的物尽其用,实现国家与农户在扶贫资源上的精准对接和精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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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苹果的管理周期主要分八个阶段,休眠期为上一年的12月到当年2月,3月以后每个阶段的劳动量不同,工资类别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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