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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学的主要趋势(1978—2018)

作者:俞可平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9-03-12  浏览次数: 242

【摘 要】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恢复。在近四十年的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呈现出从理论译介到本土研究、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科学、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从政治制度到政治行为、从阶级统治到国家治理等演变趋势。中国政治学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瓶颈性制约。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政治学的繁荣。政治学的繁荣进步,亟待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专业化、学术化和全球化程度。

【关键词】政治学;中国政治学;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国家治理


本文在简要回顾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的发展历程之后,将着重论述中国政治学在过去近四十年时间内演化发展的若干重要趋势。最后,本文将通过概括目前关于“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的几个典型争论,分析制约中国政治学繁荣进步的某些瓶颈,并就如何破解这些瓶颈提出自己的主张。

引论:中国政治学的曲折发展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我国产生于清末民初,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发源地。据考证,“18999月京师大学堂政治专门讲堂的设立,是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前身或最早的学科渊源和组织渊源”。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制定了一个“分科大学专业设置”,指出“政治科第一,政治科下设二目,一曰政治学二曰法律学”。这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学课程设置。1904年,北京大学开设“政治学门”,1910年政治学门首次单独招生,从而,“北京大学完成了政治学学科体系的独立建制”(1)。继北京大学率先开设政治学科之后,国内其他重要的综合性大学也纷纷效仿。到1948年为止,在当时全国的一百余所大学中,已有四十多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门人才。(2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开始照搬苏联的模式,政治学被当作是“伪科学”,被马列主义理论所替代。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中的政治学系被正式取消。从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这一漫长的时期中,虽在少数大学里短暂有过“政治学系”或“国际政治系”的设置,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已不复存在。从此以后,政治学在中国学术领域中消失了近三十年。政治学在我国再次振兴,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使我国学术界长期禁锢的思想得以解放,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呼吁加强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研究,加强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研究。顺应广大知识分子的这种迫切要求,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3)从此后,政治学在中国重新恢复,并得以迅速发展。

政治学恢复近四十年来,已经成为我国的基础社会科学门类之一,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学科设置方面,政治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地位已得到确立,被编入国家的一级学科目录。第二,在机构设置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相继设立了许多综合性的或专门性的政治学研究机构。第三,在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从1981年起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1983年起招收硕士生,1985年起招收博士生,至今已经形成一个由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组成的完整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第四,在科学化方面,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明确,政治学独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系统初步形成,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第五,在应用研究方面,政治学者开始积极地参与各级政府的对策研究,更多地承担党政职能部门委托的课题研究,成为决策咨询系统的重要成员。第六,在国际交流方面,政治学基本上已经完成从敏感学科向常规学科的转变,全方位对外开放,包括邀请国外政治学者来华讲学、国内政治学者到国外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海内外学者合作从事政治学研究、国内外大学联合培养政治学研究生等。最后,政治学的学术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国政治学会”等专业学术团体相继建立,各种政治学专业论坛、专业期刊和同人组织大量出现。

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中,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紧密,政治学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最为直接。一方面,政治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政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现实政治的逻辑,也必然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另一方面,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有自己的学术逻辑,政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与现实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正是在政治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双重变奏中曲折地向前发展。在近四十年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七个重要的演进趋势。

一、从理论译介到本土研究

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政治学在我国的产生与发展,肇始于译介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清末的一些维新之士,出于当时政治现实的需要,纷纷从西方政治学中寻找其政治改良的理论依据,在译介西方政治学著作的同时,开始对政治学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教学。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等一大批西方政治学名著在清末被译传到中国。有人统计,在1901年到1904年的四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多达66种。历史的逻辑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首先也是从译介国外政治学理论开始的。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自1980年起陆续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主要介绍国外的政治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苏联东欧地区和西方发达国家中一些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和理论,纷纷被译介到国内。“我国政治学恢复之初,国内学者首先研究和介绍了国外有关阐明政治学的对象、范围、任务、理论、方法等政治学原理的论述,曾先后将美、苏、日、德等七个国家有关论著介绍给国内读者,这对我国开展政治学研究工作是很有参考价值的。”(4)一些出版社推出大型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翻译丛书,有计划、成规模地翻译介绍国外的政治学著作。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政治学丛书》、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等。此外,许多社会科学的期刊也开设专栏,介绍国外政治学的最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曾在原先《政治学参考资料》的基础上,正式编辑出版《国外政治学》的专门期刊(5)。

与苏联东欧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制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发展走上了一条极不相同的道路,即使是那些已经风靡于世的国外政治学理论,往往也很难解释和预测中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许多中国政治学者很快就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照搬国外的政治理论,不仅无助于解释中国特色的政治现实,而且也会阻碍中国政治学的进步与发展。一些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提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诉求,到了21世纪初,“本土化”便成为中国政治学界最强有力的声音之一。尽管对“本土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命题包含着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承认国外政治学理论的普遍价值,但要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情况来引进和运用国外的政治学理论,使之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解释能力。例如,有的学者指出:“本土化”问题在不同领域与不同学科之中仍具争议,其内涵与话语选择也因学科领域不同而有差异。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无疑具有学术的前沿性,参照和借鉴西方的前沿性学术是推动中国现代政治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但是,这种参照和借鉴必须以“本土化”为归宿,以中国的本土特色来应用和修正西方的理论体系(6)。其二,从中国的具体政治现实出发,借鉴国外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建构我们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有些学者将前者称为“理论是西方的,资料是本国的”,将后者称为“理论本土化”,即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7)。其三,立足中国的政治现实,建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理论和话语体系,并以此去拒斥和抗衡西方的政治学。

在最近这些年中,这种用以抗衡西方政治理论的“中国特色政治学”或“中国气派政治学”无疑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主旋律。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中国的政治学,从译介国外政治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政治学理论,到强调政治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再到以“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去拒斥西方政治学理论。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这当然有国外政治学本身的内在不足,以及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政治等学术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显然是政治性的。这就是担忧“中国政治学的话语权”被西方学者或亲西方学者把持,担忧中国学者失去自己对政治学话语的主导权,进而导致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冲击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例如,有些学者痛心疾首地指出:“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并不是简单的西方政治范式在中国问题上的运用,而是基于两个基本问题的创造性思考与重建:一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问题的立足点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一致;二是我们是否以独特的视角创造了新理论、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新体系,来构建适应性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在这些学者看来,西方政治学的盛行与盲目崇拜引起了本土政治和学术话语权的丧失;对西方外文文献的过分推崇所表现的本土研究自主性的缺失;盲目的学术对外交流加剧了本土学术话语的迷失。“近年来,随着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熏陶并接受西方政治学学术训练的大量学者的回归,西方经典及最新发展的政治学译著引介和学术交流的频繁,大多数学者对西方政治学耳熟能详,以致形成这样一种学术气象,西方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无形中成为学术的主流话语,甚至‘言必称希腊’,由于缺乏应有的批评和本土化的创新意识,学术研究只能重复西方的思考方式及政治学问题,从而失去了本土的政治和学术话语权。”(8

二、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科学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最早是由法国人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于1796年提出的,法文原文是the ideologues,指的是“信仰”或“观念”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书中对这一概念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从而使“意识形态”一词广为流传。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观念体系,是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一切宗教的、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体系,都是由统治阶级主导的,并服务于阶级统治的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政治学理论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1949年以后,政治学在中国不再被当作科学,主要不是因为它不能被定量化或模型化等学术原因,而是由于受这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影响,认为民国时期产生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具有“虚伪性”,即传统的政治学掩盖了政治现象背后的阶级本质。政治学成为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是一种“资产阶级伪科学”,因而应当被取消。即使改革开放后,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在我国恢复,但政治学界有一些人事实上仍把政治学直接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依旧用阶级分析替代所有其他的政治分析,认为政治学就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便体现为:政治学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相对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

在过去近四十年中,中国政治学沿着以下两条具体路径逐渐从以解释和论证现实政治为主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以分析和研究政治规律为主的政治科学。其一,知识化,即发挥政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体系的作用。广义地说,政治学是关于人类政治现象、政治生活和政治规律的系统知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要过政治生活。人类社会只要存在政治现象,就需要政治知识。对于普通的人而言,可以不需要政治科学,但只要他生活在政治社会里,就始终需要关于政治生活的知识。统治阶级需要政治知识,来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巩固自己的政权,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被统治者也需要政治知识,以便在现存政治框架下更好地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或者追寻更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如果说在21世纪前中国大学里开设的“政治学概论”等课程,其重点还是为现实政治辩护的阶级理论,那么在21世纪后开设的“政治学原理”“政治学基础”和“政治学概论”等课程的重点,则变成了分析人类政治利益和政治规律的一般知识(9)。其二,专业化,即把政治学当作是一个专门的知识体系。改革开放后最初从事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的,多半是原来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大都没有受过专门的政治学研究训练。这种特定的情况,使得政治学虽然在1979年后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恢复,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的独立性和专业程度相当低,以至于难以将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明确地区分开来。即使按照最低的学科标准来衡量,也难说已经有一门独立的政治科学。值得庆幸的是,政治学界一些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前辈学者从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培养政治学专门人才和发展政治学研究工具的重要性。他们身体力行,开始有组织地培养年轻专业人才。从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中青年政治学者脱颖而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主流。可以说,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一整套相对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范畴、术语和方法成为中国政治学者特有的知识工具,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学科规范也逐渐得以形成。(10

到了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突出表现,就是学科的科学化水平显著提高。近代以来,关于政治学究竟是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能不能被科学化,一直争论不休。判断一门独立科学是否真实存在,可以有一个最低标准和一个最高标准。一个最低标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有一个自己的问题领域,有一系列的公理和法则;一个最高标准是,除了上述这些要素外,它还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假设进行实验和证伪,甚至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精确的预测。在20世纪,如果按最低标准来衡量,多数人都会承认中国的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但如果按照最高标准来衡量,则中国的政治学就难以被承认是一门科学。到了21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使按照上述最高标准,人们也不能否认,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程度已经大大提升。例如,政治学的二级学科设置更加合理,政治学系的课程体系更加完善,一批新的政治学交叉学科发展起来,数据量化分析和问卷调查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研究之中,公共政策的仿真实验技术也开始受到中国政治学者的青睐。

三、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

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类型。规范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应然分析,它重在理论推导和价值判断,主要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与目标导向和实质属性紧密相关。经验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实然分析,它重在客观例证和事实判断,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它与事物现状和现象属性紧密相关。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既需要“政治学理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规范性研究,也需要“中国政治”“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基层政治”等经验性研究。但在传统政治学中,规范研究占据压倒性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经验研究变得日益重要,与规范研究相比,经验研究的比重不断增大。一项对1995年至2003年间公开发表的政治学文献研究表明,规范研究的比例远高于经验研究。该项研究所涉及的196篇政治学论文中,规范研究高达66.9%,接近三分之二;经验研究为23.2%,仅占三分之一。而且在经验研究的文章中,运用规范的文献研究方式的占80.4%;运用统计调查方式的占11.3%;运用实地调查方式的,仅占8.2%。这表明,“规范研究远远多于经验性的实证研究”(11)。然而在相隔十多年后,情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项对20112015年间公开发表的369篇政治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显示,偏重规范研究的“政治哲学”论文仅占26.5%,不到三分之一;而偏重经验研究的“政治科学”论文则高达73.7%,超过三分之二。对政治科学论文的偏爱,“可能表明了学生对经验、事实的关注,尤其是随着定量研究的崛起,政治科学论文将会更加受到青睐。实证研究将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利器’与主要方向”(12)。

在经验研究和应用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尤其受到政治学者的重视:一是对策研究,一是基层研究或草根研究。中国政治学由来已久的传统就是经世致用,为党和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从而服务于现实政治,既是党和政府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也是许多中国政治学者的自觉意识。一位前辈学者在谈及为什么要恢复政治学时,曾这样说:政治学的任务是研究国家政权的性质、体制、机构、活动和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政权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夺取政权与巩固、发展政权。前者是政治革命问题,后者是政权建设问题。“我们今天恢复政治学研究,主要是为当前的政权建设、体制改革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服务。”(1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从来都把服务现实当作自己的重要使命,但服务现实的方式和途径在不同的时期却有着明显的区别。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之后,承担党和政府的对策研究任务,发挥各级党政机关的“智库”作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特色。直接为各级党政机关服务的对策性研究课题,在中国政治学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仅大量的官方基金投向了这些完全实用性的对策研究,而且在一些教学科研机构,实用性的政策研究成果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常规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成果评价和职称评审中受到了优先的考虑。

经验研究离不开实证调查,对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对广大的中国政治学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社会来说,政治生活最大的变革,发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人民公社的解体和乡镇体制的恢复、村民自治和村民委员会的“海选”、基层党支部和乡镇基层政权的“公推公选”等一系列深刻的基层社会政治变革,为中国政治学者开展实证研究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平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经验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对基层民主和乡村治理的实证研究,尤其令人瞩目。对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中,不仅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者和研究机构,而且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界难能可贵的、具有一定标识的学术共同体。例如,以研究基层选举和基层民主著称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该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99年,后来成为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又如,以对乡村治理的实证研究著称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该中心正式成立于1999年,次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从该中心走出的一些学者,“成为继费孝通之后,专注农村问题的代表人物,并逐步开创出中国政治学界的‘华中乡土派’”(14)。

四、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

过去近四十年中,伴随着规范研究转向经验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重视定量分析。在年轻一代政治学者中,定性分析的传统压倒性优势,正在逐渐消失。通常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前者以定量研究为主,后者以定性研究为主;前者以经验研究为主,后者以规范研究为主。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最初从事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的,多半是原来从事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概念术语,基本上都是原来他们所熟悉的哲学社会科学通用的定性方法,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经济分析、历史分析,以及常规的调查研究方法。毫不奇怪,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决定了定性研究的压倒性地位。但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政治学界对经验研究的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方法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在整个学科中量化研究的比重在总体上不断增加,尤其在青年政治学者中,重视量化研究的比例越来越高。例如,前引的一项近期研究表明,“自2005年开始,《政治学研究》所刊登的实证类研究越来越多,反映出政治学者的研究思维已经逐步接受了可重复、可证伪的科学化观念,并努力尝试将科学方法运用到政治学研究中”。该项研究还发现,在“量化研究中,运用统计分析的论文呈现递增态势,所占比例从第一阶段1.5%上升到后来的14.1%,同时部分量化文章已经不再停留于描述统计或相关性分析”(15)。

在对政治行为和政治事件的研究中,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实验和证伪,通过数据分析寻找“因果规律”,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精确的判断和预测,可以明显提高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和准确性。因此,定量分析技术的应用,对于提升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的每一点滴进步,都值得高度肯定。尽管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在过去近四十年的发展进程中,定量分析的比重在逐步增加。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转变十分缓慢,定性分析至今仍然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多项研究发现,定量分析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比重依然很低。如,有的统计显示,“在所有的以描述政治现象为目的的研究中,有66.5%的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型的定性研究方法,只有1.3%的研究成果借用已有的数据进行描述分析,5.9%的研究成果由研究者通过社会调查获得数据进行描述分析”(16)。另一项对1021篇政治学论文的数据分析也表明,定性研究方法的比例高达94.82%,定量分析仅有6.76%17)。

对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重视和应用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政治学共同体的代沟和分化。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曾经发生过“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以及“科学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其焦点便是如何看待政治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经过二三十年的争论最后形成的共识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对政治学研究都同等重要,两者不可偏颇。但事实上,对于美国年轻一代政治学者来说,更多的是偏向定量分析。这种情况在中国政治学界也以惊人相似的逻辑再度发生:中国的年轻一代政治学者,尤其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受过政治学系统训练的政治学者,显然更加重视定量分析。近些年国内一些深有影响的定量分析成果,多半是由这些政治学者发表的。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不可否认,在年轻一代中国政治学者中,偏重定量分析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在这方面,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也有少数年轻政治学者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各自的优缺点,从而试图“超越定性和定量之争”(18)。

五、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

学科交叉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普遍特征,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学恢复之际,正值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兴未艾之时。中国的政治学者在译介国外政治学理论时,除了本学科的重要著作和代表性观点之外,也注意介绍和倡导一些新兴的政治学交叉学科。他们有意识地介绍“政治哲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计量政治学、生物政治学等边缘学科或分支学科”(19)。在政治学恢复30年后,政治学的重要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几乎都被引入国内,其中许多重要的政治学交叉学科已经有专门的学者开始进行研究。2011年,一项关于中国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的专题研究表明,中国政治学已经拥有二十多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们可以分属四个类型:“第一类为借鉴别的学科理论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新兴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生态政治学、经济政治学等;第二类为研究特定领域政治问题或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如农村政治学、地方政府学、权力政治学、政治文化学、地缘政治学、政治传播学、发展政治学、资源政治学、网络政治学、政治营销学等;第三类为研究区域或部门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如民族政治学、边疆政治学、国防政治学、警察政治学、军事政治学、教育政治学等;第四类为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其他学科问题的新兴学科,如预算政治学、安全政治学、能源政治学、灾害政治学等”(20)。

客观地说,在多学科研究方面,中国政治学的主要成就并不在发展新兴的交叉学科上,而主要体现在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深化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上。中国政治学恢复之初,研究方法极度贫乏,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常用分析方法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方法可用。为了更加全面和更加科学地分析政治现象,必须引入新的政治分析方法。有的学者指出,随着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恢复与重建,“政治学方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步介绍’‘系统引进’和‘应用与提高’三个阶段。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学方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起步相对比较晚,但是近年来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展”(21)。在过去近四十年中,政治学界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创新政治研究的方法。一条是从国外政治学界引入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如政治系统分析、政治结构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文化分析、政治决策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心理分析等(22);另一条是向国内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方法,如经济学的利益分析和新制度主义分析、社会学的阶层分析和调查统计分析、心理学的动机分析、传播学的舆情分析,以及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这些新的分析方法超越了政治学的传统边界,实质上将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引入到政治学,从而大大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境界。

政治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另一个新发展,是近年来兴起的“协同研究”。“协同研究”最初源于政府职能部门就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邀集或委托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集体的攻关研究。久而久之,协同研究便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研究机制。在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下,许多重点科研机构和高校还相继建立了汇集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协同创新研究基地”,用来承担需要多学科合作的重大对策研究项目和基础科研项目。国内政治学界通过两种方式,积极参与了这种多学科的协同研究。其一是,若干研究力量较强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建立协同研究机制,以政治学者为主体,邀请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重大政治问题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其二是,一些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以特邀专家的身份,参与其他学科的协同研究。无论哪一种方式的“协同研究”,对于政治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六、从政治制度到政治行为

政治学长期流传的一句名言是:政治学始于国家,也终于国家(political science begins and ends with state)。换言之,传统的理论政治学主要关注国家理论或国家学说,而传统的应用政治学则把研究国家制度当作主体内容,传统政治学就是一门关于国家理论和国家制度的学问。然而,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发生“行为主义革命”后,国家制度在政治学中的这种压倒性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人的政治行为而不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动态的政治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政治结构,逐渐成为新一代政治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尽管接着发生的“后行为主义”反击运动,重新将国家拉回到政治学的核心视野范围之内,但过去那种独占鳌头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两者都成为应用政治学研究的主体内容。中国政治学恢复于20世纪70年代末,适逢西方政治学的“后行为主义”运动之后,相应地,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便双双受到国内政治学者的重视,成为新时期中国应用政治学的主体内容。一项关于19852010年间发表的中国政治学文献的统计分析,也证明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同时受到国内政治学界的重视:“在应用研究中,以倡导或抑制某种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政治行动研究占应用研究的87.1%,对政策的事前或事后评估只占应用研究的8.7%,对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如加入WTO)给予政治生态的影响以及应对的研究只占应用研究的4.2%。此外,还有10.0%的文章集中探讨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方向、学科范式以及分支学科的发展等学科建设问题”(23)。

其实,在过去近四十年中,国内政治学界关于政治制度本身的研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传统的制度分析发展到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新制度主义原来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自从1984年马奇(James March)和奥尔森(Johan Olsen)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这篇重要文章之后(24),政治学界也刮起了一股“新制度主义”旋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制度主义是“后行为主义革命”的产物,是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种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对旧制度主义的超越。政治学中的传统制度分析,主要局限于成文的、静态的和结构性的国家制度分析;新制度主义分析则重在动态的行为模式,包括大量不成文的行为规则、社会契约和理性选择。旧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的选举制度、代议制度、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决策制度、自治制度等,而新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制度变迁、行为规范、组织结构、理性选择、政策偏好、过程模式等等。与旧制度主义分析相比,新制度主义具有明显的优势,正如一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倡导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学理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创新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启示在于,与经济制度相比,政治制度的创新有着更强的路径依赖,而只有开明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才能克服路径依赖的阻力,通过制度变革来推动政治体系渐进发展。……要实现制度创新的成功,必须注重利益驱动下的理性、文化形态中的观念和作为历史集装器的制度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不同作用”(25)。可见,新制度主义深受中国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青睐,成为目前政治学界的一种流行理论,诸如“路径依赖”“制度创新”和“理性选择”也成为中国政治分析的关键概念。

按照目前流行的政治学研究分类,政治制度仍然受到中国政治学者的高度关注。然而,如果我们变换一个视角,或者增加一些分析的视角,就不难发现,政治行为正在日益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其一,作为重要分支学科的政治文化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对当代中国流行政治文化的实证分析,均涉及公民的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等政治行为的分析。其二,流行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实际上也包括了公民的理性政治选择行为。最后,即使按照流行的主题词和研究领域分类,政治行为的关注度也在稳定地提高。个体和群体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已经成为国内政治学界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的主要对象。有人对20002015年间《政治学研究》发表的文章做了计量分析,若以“政治行为”“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政治体系”“政治性质”和“政治关系”等来分类,则“政治行为”高居第一(26)。另一项关于21世纪初10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均先后完成的大型实证调研项目的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问卷调查和深度观察的对象,就是公民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例如,中山大学的“广东农民政治参与问卷调查”、北京大学的“中国公民思想价值观状况调查”和“全国公众价值观调查”、西南政法大学的“四省78村调查”、民政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起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状况调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北京选民选举参与态度与行为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公众对欧盟及中欧关系的看法”和“中日舆论调查”等(27)。其实,仅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所从事的数十项大型调查课题,都涉及对公民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的研究。

七、从阶级统治到国家治理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流派,首先是一种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本质特征,即是其阶级分析或阶级统治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政治现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政治统治的实质,是阶级统治。“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28)。从政治学恢复之日直至现在,这种阶级统治观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从政治学教材的编写、课程的开设、重点课题的资助、研究计划的制定、骨干人才的培养等,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实质性要求,即服务于现实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虽然在过去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大量非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政治学研究之中,但以阶级统治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从《政治学研究》创刊30年来所发表的文献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依然位居各种方法的榜首(29)。

对于旨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党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统治分析是非常锐利的理论武器。但在夺取政权并宣布剥削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灭的执政党来说,阶级统治分析的局限性便日益显现。为了克服指导理论面临的新挑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极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并且逐渐发展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从强调阶级斗争变成强调社会和谐,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强调人民民主,从强调阶级统治变为强调国家治理。特别是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30)。从此以后,“国家治理”便成为中国政治学的热点研究课题和重点研究领域,大量的基金课题、学术论坛、期刊专栏、课程设置、对策研究和数据库建设,均聚焦“国家治理”或“国家治理现代化”,过去五年中关于“国家治理”的论文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形成了不折不扣的“国家治理”热。

其实,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涉及政治学,也涉及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甚至涉及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和审计学等众多学科。因此,“国家治理”不仅是政治学的热点词,也同样是法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热门词。由于“国家”是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国家治理”与政治学的关切度,显然比其他社会科学要更高。国家治理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除了政府治理外,还包括全球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文化治理、教育治理等等。从研究内容看,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是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其中对社会治理,尤其是社区治理的研究,与社会学显现出交叉研究的格局。对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的研究,除了社会学之外,政治学也与法学、公共管理和城市管理等学科呈现出交叉研究的格局。在国家治理研究方面,中国政治学的另一个重点议题,是“善治”,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状态或理想目标。

余论:繁荣政治科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除了上述七个主要趋势之外,我们还可以列举其他一些明显的发展态势。例如,中国政治学正在迅速走向国际学界,受到外国同行的日益关注;政治学学科推进的动力机制日益从外部的推动,变为内在的自觉;政治学的从业队伍,正在从松散的职业构成转向更加紧密的学术共同体,等等。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那样,中国政治学过去近四十年的发展所呈现出的上述趋势,主要受到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政治的外部需求双重变奏的驱动。除此之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时代特征、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变化和国外政治学的最新进展,都对中国政治学的演变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中国政治学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必定也将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反过来说,要加速推进中国政治科学的进步,就必须改善学科的自身建设和外部的政治环境,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加强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融合。

纵观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谁也不会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理论创新、决策咨询和学术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但同样没有人会否认这门学科所存在的严峻挑战。知识体系相对陈旧,基础理论研究相当薄弱,研究方法比较落后,研究课题重复雷同,原创性成果严重稀缺,应用研究明显压倒基础研究,意识形态任意取代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经常被用于抵制普遍价值,本土化往往成为拒斥外来先进文明的借口,凡此种种,都与中国政治学的繁荣进步背道而驰。近些年中关于“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的争论,集中于“本土化与全球化”“中国化与西方化”“政治化与学术化”“自主性与普遍性”“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中国特色与普遍价值”等议题。(31)这一方面反映了众多的政治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亟须更高程度的学术化、专业化、知识化和国际化;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政治学的繁荣进步仍然面临着某些重大的瓶颈制约。中国政治学共同体的健康发展,需要通过上述争论形成关于学科建设的基本共识。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政治科学的繁荣。政治学的情况很像医学。人类在很长时间内有医学知识,但没有医学科学,独立的医学科学是近代的产物。一个社会可以只有医学知识而没有医学科学,但没有医学科学的社会,其医疗水平通常是非常落后的。人类自古就有政治思想和政治知识,但没有独立的政治科学。从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看,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政治科学的繁荣,就难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之一的政治学,不仅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专门知识体系,而且凝聚着人类的政治智慧;不仅肩负传承人类政治知识的责任,而且承载着促进人类政治文明的使命;不仅事关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而且事关中华民族的民主进步。中国的政治学者要不辱这门学科的使命,不仅要把政治学教学和研究当作一种职业,更要把它当作一种事业。作为一种事业的政治学,要求政治学从业者具有一种自觉地投身于学术繁荣和政治进步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努力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专业化、学术化和全球化程度。


注释:

[1]金安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学术折射——北京大学政治学科与学系的建立》,《北大政治学评论》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2-35页。

[2]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第39-40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4]刘庆民:《五年来我国对国外政治学的译介和研究》,《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4期,第79页。

[5]《国外政治学》杂志创刊于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1989年停刊。

[6]葛荃等:《本土化构想: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政治学理论面临诸问题》,《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21-22页。

[7]参阅杨龙等:《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9页。

[8]娄成武等:《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17-19页。

[9]例如,赵宝煦主编的《政治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本政治学通用教材,其主线仍然是阶级分析理论;而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是目前国内高校使用广泛的通用教材,其主线已经从阶级分析变为利益分析。

[10]参阅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第7页。

[11]肖唐镖等:《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6-118页。

[12]桑玉成等:《从政治学博士论文看我国政治学研究之取向》,《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10页。

[13]赵宝煦:《当前我国政治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1期,第8页。

[14]钟扬等:《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评估——基于〈政治学研究〉的文本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89页。

[15]钟扬等:《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评估——基于<政治学研究>的文本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84页。

[16]李艳霞:《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类型与领域的实证分析》,《文史哲》2012年第6期,第153页。

[17]张平等:《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态势与评价——基于〈政治学研究〉(2000-2015年)的文献计量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75页。

[18]参阅唐世平:《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第45-47页。

[19]刘庆民:《五年来我国对国外政治学的译介和研究》,《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4期,第79-80页。

[20]王义保等:《中国政治学新兴学科30年:回顾与思考》,《探索》2011年第4期,第53页。

[21]陈岳等:《中国政治学的跨学科融合与方法论演进》,《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第60页。

[22]参阅俞可平:《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3]李艳霞:《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类型与领域的实证分析》,《文史哲》2012年第6期,第150页。

[24]参阅J.马奇和J.奥尔逊(James G. March & Johan P. Olsen):《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年,第78卷。

[25]虞崇胜等:《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考察》,《行政论坛》2011年第1期,第9-10页。

[26]张平等:《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态势与评价——基于〈政治学研究〉(2000-2015年)的文献计量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73页。

[27]陈岳等:《中国政治学的跨学科融合与方法论演讲》,《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第61页。

[28]《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29]参阅钟扬等:《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状况评估——基于〈政治学研究的文本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83页。

[3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1116日。

[31]参阅郭苏建:《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析——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第4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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