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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之间:代际失衡、青年妇女夺权与家庭养老弱化

作者:王 敬 海莉娟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03期  发布时间:2019-03-31  浏览次数: 312

【摘要】伴随着现代化、工业化以及城镇化,我国农村家庭关系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变迁。家庭关系变迁最主要体现在代际关系失衡、青年妇女夺权与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三个方面。本文以陕西省关中地区D村的家庭关系变迁为例,分析社会转型期传统的长老制与父权制的衰落、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以及经济理性主导下的农村养老困境。本文厘清传统与现代之间农村家庭关系的变革过程。

【关键词】代际失衡;青年妇女;家庭养老;家庭关系

一、问题提出

随着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家庭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家庭关系主要包括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纵向代际关系和建立在婚姻关系基础上的横向夫妻关系[1]。伴随长老制与父权制的衰落,青年妇女通过代际斗争提高自己在家庭政治中的地位并掌握越来越多的家庭资源。女性的家庭权力越大,对配偶父母提供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越少[2][3]。当今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是由代际失衡与女性家庭权力膨胀引起的。

首先,社会转型过程中,代际关系处于失衡的状态。代际关系必然会经历平衡、失衡与再平衡的历史变迁过程[4]。当下代际关系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反馈式的、双向的、均衡的”传统代际道德体系被打破。一方面,父辈的权威下降。家庭收入的主要构成来源于年轻人的工资性收入(外出务工)而非农业收入[5]。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家庭的主要功能是生产功能。父代掌握了成熟的农业生产经验,并在日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对子代进行指导,父代具有很高的权威。随着打工潮的兴起,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行为逐渐具有职业性质[6]。青年人不再依赖父代获得谋生的能力,父代的权威下降。另外一方面,青年一代的个人意识觉醒使他们的自主性、现代性越来越强[7]。在现代化进程中,青年人在代际关系中处于主导作用[8]。子辈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比父辈更快,父辈是受教育的对象。父代权威与权力下移到子代[9]。当前农村的代际关系处于失衡、下位运行的状态[10][11]。代际之间的支持主要是“向下负责”[12]。子代通过剥削父代来索取资源,父代竭尽全力帮助子代娶妻生子,并通过“隔代抚养”来减轻子代的压力。相反,子代对父代尽的赡养义务却越来越少。代际关系失衡对我国农村家庭养老起到了消极作用。

其次,青年妇女在家庭权力中处于主导地位[13]。妇女的家庭地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方面是与妇女以前的家庭地位对比(如婆婆一代的家庭地位),另一方面是与横向的男性相对比[14]。第一,构建妇女解放的权力与话语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的制度文化,尤其削弱了宗族范式的“父系制度”与儒家模式的“父权制度”,为妇女地位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9][1]。第二,青年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妇女在家庭地位提高的内在原因[17][14]。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妇女获得的家庭权威以及家庭资源越来越多[1]。就农村地区来看,大部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农村青年妇女流入城市后主要从事底层的服务性工作,其职业阶层和收入水平也不高。不过能够流入城市、获得有酬劳动机会的农村妇女在经济资源的获取和家庭地位方面相对来说是有改善的,并且她们在城市中能够接触到现代文化观念,包括性别平等的观念,这些文化对她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提升。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男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女性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处于从属地位[13]。随着打工潮的深入,女性走出家庭,更多地从事经济社会生产,青年妇女的家庭经济贡献不断提高[21],与横向的男性相对比,女性家庭地位逐渐提升并处于主导地位。青年儿媳妇在家庭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是对男性父母养老漠视的原因之一[13]。“男弱女强”的夫妻关系延伸并影响到代际关系。

在代际关系失衡与青年妇女夺权的背景下,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当今农村养老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供养水平不足、生活照料欠缺以及精神慰藉匮乏[3][24]。同时,我国养老模式呈现出“逆反哺模式”[25],父代对子代的支持超越了自身的能力,代际支持过度。然而,农村养老文化却逐渐异化为“不为子女添麻烦”[3]

本研究选取陕西关中地区武功县苏仿镇D村作为个案。笔者分别于20147月、20178月赴D村进行田野调查,累计25天。调查方法主要是对当地村民进行深入访谈,访谈对象随机抽取,两次调查共完成31份访谈。我们调研期间,采用序贯访谈法对当地人的代际关系、妇女地位、养老问题等进行深入访谈。从而对转型期陕西关中地区家庭关系的变革形成基本看法。

二、代际斗争与青年妇女夺权

在农村家庭政治中,代际争权问题还存在着,但处于代际权力转移即将完成的阶段。主要涉及的是代际之间谁当家的问题,是公婆还是媳妇控制、支配家庭资源。“分家”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政策。以前的时候,三代的大家庭一起过,几个儿子即使结婚了,也要一起过,除非矛盾太深的情况下,才会提出分家,否则会一直一起过下去。在三代家庭结构中,父子之间的关系为家庭关系轴心,以实现大家庭的利益为目标。随着社会转型,三代的家庭结构逐渐变成两代的家庭结构。子代刚结婚,就要分家。在两代家庭结构中,夫妻关系为家庭关系的轴心,子代以过好自己两代小家庭的生活为主要目的。



代某,68岁,家里共6口人(1个儿子,儿媳妇,1个孙子,1个孙女,还有老伴儿)。由于一个儿子,代某没有分家,和年轻人吃住在一起。儿子38岁,在永寿县打工,是一名钢筋工。家里的事情都是听老人的,家里大部分钱都是归老人管,儿子挣的钱也是由他保管。后来的一次家庭矛盾中,这个老实媳妇难以忍受跑回了娘家,婆家的人去接,但是媳妇还是不回来。后来婆家找了村书记去娘家接儿媳妇,媳妇同意回去,但是开出的唯一条件是分家,年轻人挣的钱要由年轻人保管。通过激烈的代际斗争,这个老实的媳妇成功地崛起了。D村的绝大多数农村家庭,完成了代际权力下移的过程。父母家庭权威下降,家庭的决策权转移到子代。子代在代际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尤其是儿媳妇在家庭政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是代际关系斗争的结果。当下社会舆论更加提倡女权。用老百姓的话来说“现在女人的地位和以前相比是天上地下了”,女人的家庭地位从“弱势的从属地位”成功地提高到“强势的主导地位”。在D村,基本上都是女人当家,女权提高了,现在“妇女不是半边天,妇女是整个天了”。妇女掌握经济权力的很多,儿子不管有没有能力,都要听媳妇的。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成功夺权,是中国农村家庭政治的未来走向。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不仅体现在横向的夫妻关系,还体现在纵向的代际关系。婆婆与儿媳妇发生冲突时,儿子通常会站在儿媳妇一方。妇女在夫妻关系中所具有的优势延伸到代际关系[13]

魏某,56岁,有两个儿子,建了一所房子,大儿子32岁,已经结婚,在西藏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小儿子30岁,在咸阳打工,还没有结婚。她十分为小儿子的婚事着急,因为已经30岁了还没有结婚。她说“这世上有剩男,没有剩女”,所以儿子到了年龄就着急。现在村子里都争先恐后地盖房子,目的就是帮儿子娶上媳妇。如果有了房子,女方家里来看,觉得日子过得还不错,也就放心把女子嫁给男方。没有一个像样的大房子,是很难给儿子张罗到合适对象的。她说自己这一代的婆婆是最悲惨的一代,上边要照顾老婆婆,婆婆讲究老规矩,下边要照顾年轻儿媳妇。以前的时候,媳妇伺候婆婆,现在的婆婆要伺候媳妇。她自嘲道“我当了一辈子的媳妇”。从前,媳妇要无条件地听从婆婆的,儿子也顺从自己的母亲,会帮着母亲教育自己的媳妇,甚至是打媳妇。可是,现在儿子是顺从媳妇的,弄不好还要给自己母亲气受。

妇女地位提高以及成功夺取家庭权力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妇女地位提高了,是代际斗争的结果。社会转型期,年轻人和老一代人之间思想观念分歧大,所以儿子就更加倾向于听媳妇的。一定程度上,老年人的话语权也让渡给儿媳妇。青年女性一般结婚便要求分家,青年人更顾及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在代际关系发生冲突时,青年男性愿意站在自己妻子一方。一些农村养老与儿媳妇有关联[13]。代际之间的思想差异以及生活差异,帮助了妇女提高家庭地位。

第二,妇女接受了现代的教育,男女平等更加深入人心。女人经济的独立,使女人家庭社会地位大大地提高了。用当地人的话讲就是,现在的女人可以挣钱,可以养家,本事比以前的女人大多了。而且,女孩儿凡事精心,做事儿认真,就拿学习举例,在D村,考上大学的女娃娃比男娃娃多。女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以前的“三从四德”到现在的“男女平等”。

第三,“村庄公共性的消解”对妇女地位的提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大集体的时候,人们的集体观念很重,谁家里婆媳关系不好了,大队会开大会,媳妇不孝顺,会批判媳妇,社会舆论明显倒向婆婆。可是现在,村干部很少管村民家里的婆媳矛盾,媳妇会理直气壮地说“这是自己家的私人事情,不用别人管”。以前,人们的思想意识更加地强调“集体”,而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更加强调的是“私人”。

第四,男女比例的失衡以及离婚自由的环境,女性在农村婚姻圈中上升到主导地位。计划生育后,男孩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女孩数量。外加农村的很多女娃都外出打工了,很多当地女青年都“外流”嫁到外县或者外省[29][30],农村婚姻圈中“女性资源稀缺”问题更加凸显[31],男孩子娶媳妇的困难特别的大。传统婚姻观念里,男人可以比女人大二十几岁,现在基本上都是年龄相差不多,这就更加加剧了农村男青年结婚的困难程度。在农村婚姻圈中女性资源稀缺的背景下,在离婚自由的法律环境下,女性在农村婚姻圈中上升至主导地位,而男性处于劣势地位。旧社会的女人,就算把儿媳妇打死,也走不了。用当地人的话“现在离婚跟吃饭似的”。社会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把妇女的地位提高了。

第五,由于父代传统的“续后”思想以及青年男性在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中的缺席,在儿媳妇生了孩子之后,农村家庭对青年妇女更加迁就[1][17]。从家庭再生产角度出发,青年妇女仍然扮演着主要的家庭照顾者的角色,是无酬的照顾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由于外出务工,其丈夫没有平等地和青年妇女分担家务劳动,而是由男性青年的亲代来分担。从性别视角来看,照顾性的劳动通常是由亲代中的女性来与青年妇女分担,所以家庭中的无酬的照顾性的劳动并没有突破性别界限,无论亲代还是子代,主要由女性来做。从这一点来说,男性青年以及男性青年父母对女性青年完成“续后任务”存在感激之情,在家庭生活中对青年女性更加迁就。从纵向的代际关系来看,青年女性权力有所上升。隔代抚养在D村十分普遍,成为老年人天然的责任,辅助青年妇女完成家庭的再生产。亲代以“为子女多做贡献”为自己的责任,而子代将亲代的“倾其所有式”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

三、代际关系失衡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随着社会转型,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代际关系是养老的“结构性条件”,养老是代际关系的“功能性内容”[25]。在代际关系“下位运行”以及青年妇女成功夺取家庭政治权力的背景下,农村地区存在着年轻人不孝顺老年人,老年人老无所依、晚年生活凄惨的现象。养老问题主要包括经济支持的不足、生活照顾的欠缺、精神慰藉匮乏[24]。刘燕舞归纳了农村养老需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即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36]。然而,转型期的家庭难以完成养老的任务。

案例1:老人代某67岁了,是D村三组的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在西安打工,三年没有回家了。小儿子不敢回家,原因是小儿媳妇不让回家。有一次大儿子家的孩子满月,小儿子偷偷跑回来一次,后来被小儿媳妇知道了,小儿媳妇把小儿子打了一顿。以前老人和大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帮忙带孩子,带孩子的开销多数由老人来承担。房子是老人花钱盖的,可是现在大儿媳妇由于家庭矛盾不让老人住在一起。由于老人从心底里希望儿子过得好,于是就搬走了。

案例2:这个案例是67岁的老人代某给我们讲的前不久发生在乾县的一个老年人自杀的事情。自杀的老人70多岁了,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轮流管,“管”是指给老人端一点儿饭。三个儿子觉得一个月或者一周轮流一回公平。后来老人病了,疼也说不出来。轮流到老大家的时候,在老大家上吊死了。

案例3:代某,78岁,和老伴独自住在苹果地的房子里。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有自己的楼房,但是三个儿子没有一个赡养老人的。老人无奈而诙谐地说“儿子们的楼高住不起”。三个儿子从不给钱花,他说儿子不跟他要就好了。他说打算在苹果地的小屋子里一直住到死。在儿子小的时候幻想过儿子很孝顺,享受天伦之乐。但是,现在的社会变了。

社会转型期的老人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方面,传统的家庭养老不能满足农村养老的基本需要,另外一方面,社会养老制度不完善,社会养老的完善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传统“养儿防老”思想根深蒂固,很多老年人在思想上不能接受现代的社会养老模式。然而,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由于代际秩序、代际观念、代际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难以完成养老的任务,农村社会养老制度亟待进一步得到完善。

传统养老模式与现代养老模式的背后逻辑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如表1)。首先,传统的代际秩序是双向的、代际均衡互惠的,代际关系的重心是向上倾斜的。费孝通把传统的中国养老模式总结为“反馈式养老”,即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老人[37]。然而,当下的代际关系是单向的,是“下位运行”的。家庭的抚养责任加重,而家庭的赡养责任弱化。父代对子代的抚养责任基本包括以下三个阶段,一是在儿子结婚前,父母对儿子的教育以及日常经济性开支。二是儿子结婚到生儿育女,是代际剥削最沉重的一个阶段,父母倾其所有为儿子张罗婚事(彩礼、买房等),帮助子代进行隔代抚养,为子代减轻家庭压力。父代在第二阶段的坚持是为了实现下一阶段的“养儿防老”。然而到了第三阶段,父母失去了劳动能力,不能再为子代创造经济价值以及其他功能性价值[38],子代对父代的家庭养老却难以实现。

其次,传统代际价值观念是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年轻人有义务赡养老人,权利与义务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权利与义务是天赋的。可是,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市场的观念深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渗透到老年人的家庭养老问题。当下的代际逻辑追求的是付出与回报的平衡,老年人到老了,如果对子代的贡献大的,一定程度上有希望得到子代适当的照顾。如果老人没有对子代做出“达标”的经济贡献,并在对子代失去了功能性价值(如隔代抚养),相对应地也就很难得到子代的回报。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在社会转型期急剧下降,老人从彼时的家庭资源控制者到此时的家庭资源匮乏者。老年人的权力转移到了年轻人手里,“养儿防老”的模式存在风险。传统代际秩序失衡,以及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缺失,使社会转型期的老年人成为最为“悲惨”的老年人。



四、总结与讨论

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性因素渗透到农村社会的家庭关系中,我国农村家庭关系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变迁。农村家庭关系变迁最主要体现在代际关系失衡、青年妇女夺权与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三个方面。

在市场经济以及城市化的冲击下,农村代际关系由传统的“反馈式”转变成当下的“辅助式”,由传统的“代际互惠”转变成当下的“恩往下流”。我国的代际关系逐渐呈现出西方的“单向性”,即甲代抚养乙代,乙代抚养丙代,家庭的抚养义务强而赡养义务变弱。然而,我国的代际关系又不同于西方的“接替式”。西方国家的父代对子代承担“有限的代际责任”。一方面,西方的父母仅抚养子女至成人,没有为子女操办婚礼的义务,更没有义务去承担隔代抚养的家庭任务。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养老任务不是由子代来承担,而主要是依靠完善的社会养老机构。我国的农村代际关系是具有“辅助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子辈对父辈的单向剥夺以及父辈对子辈无限制的付出。首先,父代对子代进行抚养(如教育、日常经济开支等),辅助子代长大成人;其次,还要经受最严重的代际剥削阶段,即通过长期艰辛的劳动以及拮据的生活,利用毕生的积蓄,为子代积攒高额的彩礼,负责完成子代的婚姻大事,辅助子代完成婚姻大事成为父代“天然的责任”;再次,父母还要继续辅助子代的家庭再生产,“隔代抚养”在中国农村社会非常普遍。然而,当子代“啃老”结束后,子代却难以完成“养老”的任务。中国父代的“辅助式”帮助贯穿父代的一生。

在家庭关系中,受代际关系变迁、男女比例失衡、女性自身条件提升等因素的影响,青年妇女的家庭地位逐渐提升并上升为主导地位。在D村,青年妇女当家现象普遍。随着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的提高以及青年妇女主体意识的提升,青年女性逐渐取得家庭的决策权并对家庭资源具有控制权。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以及“当家权”逐渐让渡给青年妇女,老人的家庭角色由传统的家庭资源控制者转为家庭资源的匮乏者。一定程度上,农村女性在家庭中政治关系中的“成功夺权”对家庭养老功能起到弱化作用。

农村养老问题不仅仅是家庭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应该从多个角度去解决当今我国农村面临的养老问题。第一,继续发扬我国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人“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我国老人更愿意通过家庭来实现养老,老人需要子代适当的经济支持、生活照顾以及精神慰藉。第二,社会养老制度亟待进一步得到完善。当老人具有劳动能力时,小规模农业起到了基本社会保障的作用,老人可以依赖农业实现“自给自足”的养老方式。当老人失去了基本的劳动能力,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农业经济收入。然而子代进城务工,对空巢留守老人,尤其是对失能老人,子女没有时间进行生活上的照顾以及精神上的慰藉,大多数子女只能给予留守的“失能老人”十分有限的经济补给。子女的“不在位”事实使家庭难以完成养老的责任。第三,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不同家庭的情况,应发展多元养老模式,如“互助养老模式”与“居家养老模式”[39]。当今农村家庭养老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共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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