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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政治参与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

作者:张明军 朱玉梅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理论探讨》2018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9-04-02  浏览次数: 282

【摘 要】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当下中国,民生政治参与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和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较之其他途径更大的优势。基于紧贴民生问题、注重沟通协商、具有持续性和连续性的特性,民生政治参与不但可以营造政治文化转型所需的稳定环境、提升政治文化转型所需的政治知识和技能,而且能有效地激发政治生活主体的主体意识。因此,需在把握民生政治参与限度的前提下,强化政府对民生政治参与的引导和推动、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教育与实践、优化民生政治参与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拓宽民生政治参与的内容和渠道,以期更好地推动民生政治参与的优化和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实现。

【关键词】民生政治参与;政治文化;现代转型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形成以自由、平等、民主与法治为内核的政治文化,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已成为政界和学界的基本共识,这既是突破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症结的关键所在,也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还是顺应社会转型背景、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客观诉求。然而,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实践探索却充满曲折,转型效果也与预期相去甚远。有研究指出,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一直处于向现代化转型中,19世纪末兴起的戊戌变法至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虽然起到一定意义上的积极作用,但终究未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民主、法治、集体主义等构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但从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的等级、人治、依附等观念依然潜在而又深远,从而造成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1]。因此,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文化转型之路,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当前,已有学者对政治文化转型问题进行研究,并积极探索破解政治文化转型不成功、不彻底等困境的路径和方案。如有研究者指出,“从人类政治生活的实践看,促进政治文化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两条:思想启蒙和政治参与,并认为对于促进中国政治文化转型而言,政治参与具有思想启蒙所不及的功能,因此,在积极推动政治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当务之急是落脚于积极推动政治参与”[1]。民生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其对于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较之选举政治参与更大的优势。在正确把握民生政治参与限度的前提下,通过优化民生政治参与,对推进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民生政治参与的概念和特征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体现和主要模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通过沟通、协商、妥协以及票决等行为达成基本共识、解决政治分歧等诸种问题是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但政治参与从不同的维度检视,具有多元模式。民生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参与的模式之一,在政治生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为此,必须首先厘清民生政治参与的内涵及其特征。

(一)民生政治参与的概念

理解和把握民生政治参与的概念,首先需认识和厘清政治参与的概念和定义。目前,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众说纷纭,较为典型的定义有:政治参与是指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2]。亨廷顿和纳尔逊则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动[3]。中国有学者认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治过程的行为[4]166。由此可见,不同学者所提出的政治参与概念虽然在参与主体与范围、参与行为与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其本质意蕴和内核具有共通性和交融性,均指公民以一定的方式影响官僚政治的行为和过程[5]

相对于政治参与而言,民生政治参与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所变化,其关涉的范围不再是一切政治或行政领域中的活动,而是与民生问题、民生议题等紧密相关的政治活动;关涉的参与主体也不再是有限的、低效的参与政治生活,而是广泛的、有效的参与政治生活。基于此,本文认为民生政治参与就是在政治参与实践中,以民生议题为公民有序参与的核心,以民生改善为党和政府公共决策的直接指向,以实现民生福祉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根本落脚点,通过有效引导公众采取协商、沟通、权衡、比较的方式实现合法有序的参与活动和过程[6]。在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下,公众将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的政策制定,公众参与会因之获得充足和持久的动力,公众的政治知识、政治技能以及对规则、程序的认同感等也会在此过程中予以增强和提升,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将可能得以实现。

(二)民生政治参与的特征

根据政治参与的内容,可将政治参与划分为两种:一是选举政治参与;二是民生政治参与[7]。而在当前的社会转型背景和现实国情下,民生政治参与既具有选举政治参与所不具备的特征和优势,也更有助于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相较于选举政治参与,民生政治参与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1.参与内容紧贴民生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观认为,追求利益是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动因,“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反映和维护自身利益,是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动力和最终目的。而民生问题事关公众的基本生存和全面发展,与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以民生问题为直接指向、以实现民生福祉为根本落脚点的民生政治参与,比选举政治参与更容易贴近公众,更容易吸引公众参与。与选举政治参与立足于选出合适的人承担某种政治职务或公共职务不同,民生政治参与直接指向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民生问题,小到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层面,大到环境卫生、交通规划、产业规划等重大议题,或者中间层面的社区治理、税收、社会保障等与公众利益有关的议题都属于民生政治参与的讨论范畴。在这些关涉民生问题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公民或公民团体能以合法的途径和方式,以政策主体的身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政策制定,以表达个人意愿、利益诉求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同时保障其知情权与选择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等的落实。

2.参与过程注重沟通协商

与选举政治参与相比较,民生政治参与超越了“民主授权”的竞争性政治委托—代理形式[6],倾向于参与主体的直接参与而不苛求代议,注重参与主体多样化、多层化的利益诉求的表达,这客观要求民生政治参与对沟通协商的注重。只有注重沟通协商,多样化、多层化的利益诉求才能转化为一致性意见,更优的政策规划方案才能被识别和认同,更让人满意的民生政策才能最终形成。民生政治参与的这种沟通协商贯穿于公众参与民生政策制定的全过程。虽然政策制定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沟通协商在表现形式、所涉主体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始终都是围绕制定更满意的民生政策而展开。具体来说,民生政治参与中这种沟通协商特征主要体现为:一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协商。同其他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形式一样,民生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形式也主要有公民调查、公民会议、公民听证会、专家咨询、关键公众接触、由公民发起的接触、民主恳谈会、公民旁听等[9]。虽然不同民生议题,以及政策制定不同阶段所适用的公众参与形式有所不同,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协商始终都是存在的。即使在公民调查这种公民与政府间的沟通存在单向性和单次性的参与形式中,沟通协商也是有所彰显的。至于其他公民参与形式,公民与政府间既存在双向互动关系的,也有合作或共同协作、公民主导政策议程等关系的,在这些公民参与形式中,沟通协作的存在更是毋庸置疑。二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沟通协商。在参与民生政策制定时,不同主体会基于自身需求和利益对民生政策形成不同态度,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也有中立的。将这些参与者不同的、分散的、不系统的态度和利益诉求进行整合,必然会涉及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协商、权衡、相互体谅,甚至妥协让步,只有如此,参与过程中所有参与者的真实想法和利益诉求才能得到充分尊重,关于政策的多数意见或一致意见才能最终形成,最后制定的政策才能具有高接受度,政策的合法性也才能得以保证。

3.参与行为具有持续性

与选举政治参与相比,民生政治参与具有选举政治参与所不及的持续性和连续性,这种持续性和连续性是保证民生政治参与影响力的重要条件,与多种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密不可分。首先,参与行为的持续性和连续性与民生问题的特性密不可分。从前文论述可知,民生政治参与是一种利益驱动型政治参与,从与公众生产生活利益攸关的现实问题入手,拟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来解决,且民生问题涉及范围广、牵涉主体多,当一项民生问题被解决后,会有新的问题涌现,当针对某一民生问题的政策制定后,会有新的民生政策需要制定,从而带来新的公民参与行为。而选举是定期举行的,具有周期性与间断性,公众的选举政治参与自然也是定期的、不连续的,因而选举政治参与不具有民生政治参与的持续性和连续性。其次,参与行为的持续性和连续性与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密不可分。与选举政治参与不同,民生政治参与对参与主体的基本要求不高,只需参与主体能正常表达自身的诉求和意愿,不需要像选举政治参与一样具备民主操作技能、了解选举规则和程序、知晓被选举对象的信息和立场等,因此,也更能让公众持续保持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使参与行为具有持续性和连续性。最后,参与行为的持续性与参与结果的影响力密不可分。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现代选举文化的缺失以及选民的有限理性等因素的影响,容易造成公众逐步产生政治冷漠。而在民主政治参与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参与行为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决策活动,包括影响政策议程、影响政策规划甚至影响最终政策等,这就容易让参与主体在民生政治参与过程中获得政治效能感,从而使公众有动力持续参与民生政策制定,使得参与行为具有持续性和连续性。

二、民生政治参与的功能与政治文化的渐进

就民生政治参与的功能而言,民生政治参与不但可以运用民主的运作机制保障公民权利的落实和公民利益的实现,而且可以营造政治文化转型所需的稳定环境、提升政治文化转型所需的政治知识和技能,同时,还能激发政治生活主体的主体意识。总体上看,民生政治参与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为政治文化的转型奠定基础,进而推动政治文化转型进程的推进。

(一)民生政治参与能营造政治文化转型所需的稳定环境

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既是政治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也是实现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具备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持续稳定地进行;反之,在政治动乱和政治斗争的环境和条件下,政治体系本身便会遭到破坏,更不用说增强公众对制度与法治、规则与程序等的共识与认同,业已形成的信仰自由、尊崇法治、尊重规则等观念和行为也有可能被中断或破坏,进而直接影响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民生政治参与不但对政治稳定有促进作用,而且对社会稳定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一方面,民生政策制定过程中所牵涉的利益主体是多元的,因而民生政策的制定过程必然是一个妥协、协商的过程,这种妥协、协商的政治精神既是现代政治文化所不可或缺的,也是保证参与秩序、增强政治稳定所必不可少的。而且民生政治参与是引导公众采取沟通、权衡、比较的方式实现合法有序的参与活动与过程,与无序参与和违法参与不同,这种参与方式是政治体系和制度可以容纳和承担的,因此,当公众参与规模适当时,既有助于提升民生政策的公共性和正当性,也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公共政策是政府“对一个社会进行的权威性价值分配”[10],而公众参与民生政策制定的过程是其表达利益诉求的过程,它可以促使作为社会价值和利益分配的民生政策以符合公众的诉求和愿望的方式加以制定。当公众的愿望和诉求得到应有满足时,公众的社会公平感,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度便会有所提升。这种公平感和信任感既是公众持续参与的动力,也是维护和增强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从而为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打造良好的环境基础。

(二)民生政治参与能提升政治文化转型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政治文化的转型说到底是政治生活主体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行为的转型,而政治认知和政治行为的转型又有赖于政治生活主体对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储备和掌握。政治教育与学习固然是获取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了解政治生活规则和规范、掌握政治参与技能的重要途径,但远不如通过民生政治参与实践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来得直接和深刻。政治实践是客观政治世界达之于人们主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最重要的桥梁[4]286,比起其他获取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途径来说,它更具有根本的意义。一方面,公众通过民生政治参与,可以直接获取对于社会政治的认识、取向和从事政治生活的技能。在民生政治参与实践中,公众参与所涉及的政策议题是多元的,且公众参与形式和参与深度会依据政策议题的类型、政策制定的阶段而予以调整,这就使公众认识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了解政治生活规则和程序的机会得以增加,从而有更多机会直接获取第一手的政治知识、提高政治技能。另一方面,基于民生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持续性的特性,公众不仅可以在持续的民生政治参与实践中反复检验自己对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掌握程度,深化自己对政治系统的了解,增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还能让自己对政治体系的评价逐步趋于客观合理,情感归属实现基本稳定,并最终将这种认识、评价、情感内化为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虽然公众通过民生政治参与实践获得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并不一定能立刻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实现,但却是推进政治文化现代转型所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

(三)民生政治参与能激发公众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当代中国,推动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真正树立起政治主体意识,使公民真正成为有政治主体意识的公民[11]。公民只有真正具有包含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参与意识与平等意识等在内的主体意识,从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人治、等级、依附等观念才会逐步消退,具有复合型特征的中国政治文化才能逐步实现现代转型。首先,在民生政治参与实践中,以关心和维护自身利益为参与出发点和参与动力的公众,在通过合法有序的途径参与到民生政策制定过程中后,可以意识到自身具有同他人平等的参与权利、参与机会与条件,可以切身体验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在公众参与民生政策制定的全过程中,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都将得以体现和落实,这样,公众可以通过参与实践知晓自身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并懂得要维护和依法行使这些政治权利。最后,在民生政治参与实践中,公民在通过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自身诉求后,其表达的诉求和意见将会对政策议程、政策规划以及最终决策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便有助于公众切实感知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认识到自身合法权利的行使对自身和社会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明白自身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公众的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等都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激发和培育。在具有一定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后,政治生活主体不至于再以冷漠态度对待政治参与,同时,也不至于陷入政治狂热,而是学会将参与活动与自身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责任等联系起来,并逐步成长为具有良好主体意识、独立政治人格的政治生活主体。

三、民生政治参与的限度及其原因

从前文可知,民生政治参与是促进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当前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但这并不意味就能随意扩大和深化民生政治参与。要充分发挥民生政治参与的功能和效用,就必须将民生政治参与行为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让民生政治参与符合宪法以及法律要求,让民生政治参与规模、范围与政治系统承受能力相适应,同时,还需保证参与过程的有序化与理性化。

(一)民生政治参与的合法性

民生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其功能与效用的充分发挥,首先便离不开现有宪法以及法律的约束和保障。这就需要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民生政治参与的程序、内容、范围等,让民生政治参与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让民生政治参与的过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将民生政治参与纳入法制轨道,让民生政治参与具有合法性,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因素的考虑:其一,是构建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进程的持续推进,离不开我国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当然,也需要有关民生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同时,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构建,要求人们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求用法律来规范人们所有的社会行为,规范所有社会事务的运作[12],也包括公众的民生政治参与行为。公众也只有依法参与政治生活,其行为和权利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其二,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民生政治参与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相当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是有前提和条件的,而民生政治参与的法治化便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公众的民生政治参与行为首先只有遵循法治原则,以法律规定和允许的程序和方式进行,才能避免一些无序的、非制度的参与,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反之,则会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二)民生政治参与的适度性

同政治权力的行使需要划定边界一样,公众的民生政治参与行为也需划定边界,需要将参与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否则,公众基于自身利益的民生政治参与行为,既有可能造成参与过度,也有可能造成参与不足。一般来说,那些可能对自身利益带来直接、明显影响的民生政策领域容易造成参与者趋之若鹜,出现参与过度,那些对自身利益不会带来直接、明显影响的民生政策领域,则可能造成公众不愿参与或拒绝参与,出现参与不足。而过度的民生政治参与或参与不足都有可能影响民生政治参与功能与效用的发挥,从而阻碍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进程。因此,在民生政治参与实践中,既要避免参与过度,也要避免参与不足,其原因主要有:其一,过度追求参与广度,不但需要巨额的参与成本,而且参与规模还有可能超出现有政治系统的承受范围,而随着参与规模的扩大,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就某一问题所表达的观点很有可能趋同化,使得这些意见对提升民生政策科学性、合理性的效用,并不会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而持续增长,导致参与效用与参与成本的不对等,因此,需将民生政治参与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其二,过度追求参与深度,不仅需要参与者对相关问题和信息十分了解,还需要参与者有一定程度的参与能力和素质做支撑。而在参与实践中,就某一民生政策的制定而言,公众所能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是全方位的,决定了公众在判断问题时的局限性,且参与者的参与能力和素质也会参差不齐,因此,过度追求深度参与缺乏现实基础的支撑和保障。其三,就参与不足而言,既容易造成民生政策制定后,一些公众不接受、不理解、阻碍其执行等现象的出现,也会让诸多公民错失民生政治参与实践的机会,由此,通过民生政治参与实践提升公众政治知识和技能,强化公众主体意识等便无从谈起,进而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进程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在民生政治参与实践中需追求适度参与。

(三)民生政治参与的有序性

民生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对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必然要求扩大和深化民生政治参与,但这种扩大化的政治参与不是盲目的、无节制的,而是合法的、适度的、有序的,这就需要将合法性、适度性、有序性作为民生政治参与不可突破的底线予以坚持。就民生政治参与的有序性而言,将其作为民生政治参与过程中不可突破的限度之一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的考虑:其一,民生政治参与有序性的实现,既需要公众在参与民生政策制定时,以正常的渠道和途径表达诉求,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也需要健全的民生政治参与制度和政治系统的稳定运行做支撑。这样,可以让公众的民生政治参与行为与现有政治体系相适应,让现有政治制度接纳,从而有效维护和增强政治稳定,还可以对民生政治参与相关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提出一定要求,进而促进相关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其二,有序化民生政治参与的实现,需要公众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忘尊重和维护他人的利益和诉求。如果参与者只关注自身利益,只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完全忽视他人利益诉求的表达和实现,势必会造成参与过程中的无序和混乱。这样,便可以不断培养公众妥协、宽容的心态和精神,从而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中国政治文化现代转型起到促进作用。其三,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以及传播媒介的发展等,公众的民生政治参与需求会不断增长,如何在暴增的参与需求、参与数量与政治系统的承受能力之间实现平衡,有效地维护政治权威和政治稳定,就更需要将有序化作为民生政治参与不能突破的底线之一予以坚持。

(四)民生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民生政治参与功能与效用的充分发挥,除了将合法性、适度性、有序性看作民生政治参与的重要限度以外,理性化也是民生政治参与过程中必须予以坚持的。其原因主要有:其一,民生政治参与理性化的实现,既需要公众基于自身所掌握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在独立自主、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判断和选择,也需要公众在参与过程中避免因受他人意见的影响或外界的干预而一时冲动改变自己的想法和立场。这样,便可以让公众的真实想法和意见得到表达,从而为保证参与结果的客观性、公平性奠定基础。其二,民生政治参与理性化的实现,需要公众在参与有关民生问题的政策制定时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表达诉求和愿望,而不是以偏激、极端化的方式进行参与;需要公众对相关部门做出的公共决策、制定的公共政策予以充分理解和支持,即使自己在参与过程中表达的利益诉求未能在决策中得到体现,如此,便可以为保证参与过程中的秩序和政治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有力的保障。其三,理性政治参与是公民主要基于行使合法权利、维护正当利益、履行公民职责、促进政治发展的目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2]。民生政治参与理性化的实现,自然也不例外,需要公众真正以维护正当权益、承担公民责任等为出发点而参与,为促进中国民生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转型奠定基础。

四、优化民生政治参与推进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逻辑

在明晰民生政治参与对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价值后,如何优化民生政治参与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转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公民、社会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与合作,不断探索和实践民生政治参与得以优化的现实路径,以期更好地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

(一)强化政府对民生政治参与的引导和推动

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政府是民主进程的主导力量[13],而民生政治参与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推动政治文化转型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其定位和发展必然深受政府的行政理念、角色定位、运行机制等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优化民生政治参与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现代转型,政府的引导和推动是必要前提和保障。其一,需要政府以开放的姿态推动民生政治参与的发展。作为民生政治参与的主导力量,政府只有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支持民生政治参与,民生政治参与才能得到不断发展和优化。这就需要政府在实践过程中积极探索和创新,逐步发展和深化已有的民生政治参与形式,积极创造新的民生政治参与形式,不断推动民生政治参与的优化。其二,需要政府的自我完善来引导民生政治参与的优化和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政府的价值取向、行政理念、角色定位等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对公众的政治认知、参与意愿等产生影响,对民生政治参与模式的价值取向、运行状态与运行效果等也会产生直接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让公众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意识到自己有权参与政府决策过程,让政府明白群众利益、民生问题无小事,做到时刻关注民生动态,这样,便能促进公众民生政治参与意愿的增强,以及民生政治参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确立。同时,也需要政府在行政过程中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让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破除人治思维,树立法治思维,这样,既可以为将民生政治参与导向法制化轨道奠定基础,也可以促进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法治观念的提升,为促进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打下基础。而且还需要政府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服务者,为了能给公众提供更优的服务,就需要政府在制定民生政策时清楚公众的想法和要求,在做出重大民生决策时与公众充分讨论和协商,同时,在保证参与效果的前提下,适度深化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推动民生政治参与走向扩大化与更优化。

(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教育与实践

作为民生政治参与的重要主体,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直接决定其是否愿意参与,公民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能力也直接决定着民生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且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实现,最终也落脚于公民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公民意识等的培养和强化。因此,优化民生政治参与推进政治文化转型,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教育与实践是重要的前提和保证。其一,对公民进行民主政治与法治的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教育,培养其在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平等、权利、参与、自主、宽容和理性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4]340。既可以促进公众摆脱传统的依附型臣民人格,让公众以积极的主人翁态度主动参与到民生政策制定的讨论协商中,也可以促进公众主体意识的增强,让公众意识到自己可以为维护自身正当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同时,还可以增强公众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认同感,为保证公众的民生政治参与行为的合法性和有序性提供心理和意识层面的准备和支撑,进而为优化民生政治参与推进政治文化转型奠定基础。其二,对公众进行特定的民生政治参与知识和政治参与技能的传授和训练,让公众熟悉民生政治参与的内容、规则和程序等,以保证其顺利有效地参与。虽说民生政治参与实践对参与者的基本要求不高,只需要其能正常表达自身的合理诉求即可,但随着民生政治参与逐步走向扩大化和深入化,必然会对政府、公众等提出更高要求。既需要政府采取多样化和灵活的方式设定具有现实性和吸引力的议题、简化“进入”程序以吸引最广泛的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运用通俗易懂的技术推动参与过程的有序运转[14],也需要从公众这一层面着手,通过相关教育与实践,促进其民生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从而为提升民生政治参与效用和优化民生政治参与提供能力支撑。

(三)优化民生政治参与的社会生态环境

民生政治参与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进行的。通过民生政治参与来推动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变,是民生政治参与的目的之一。同时,民生政治参与的优化也需要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的支持。因此,在积极鼓励公众了解民生政治参与、吸引公众加入到民生政治参与中的同时,也要不断优化民生政治参与的社会生态环境,为民生政治参与的健康运行与不断优化提供环境支撑与保障。其一,优化民生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这就需要不断建立健全民生政治参与的相关制度,在制度中明确公众的民生政治参与权利,让公众的民主权利获得制度性的实践机会和依据;在制度中明确规定民生政治参与的渠道与空间、规则与程序等,让民生政治参与过程有据可依、有章可循,为实现民生政治参与的适度性、理性化、合法性与有序性等提供支撑与保障。同时,还需依据民生政治参与实践的变化,及时对相关制度规定进行调整,让公众合理的愿望和利益诉求得到充分体现和保障。其二,优化民生政治参与的经济社会环境。如前文所述,民生政治参与的推进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稳定的社会环境做支撑和保障。因此,优化民生政治参与推进政治文化转型,就必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为优化民生政治参与推进政治文化转型提供良好的社会物质基础。其三,优化民生政治参与的文化环境。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实现需要民生政治参与的优化,而民生政治参与的优化也需要良好的文化氛围与环境做支撑。这就需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快法治社会建设进程等途径,让公众的文化素质得以提高、民主与法治意识得以增强、自主与参与意识得以强化等,由此,便可以有效地推进理性的参与型文化的培育与发展,从而为优化民生政治参与推进中国政治文化转型提供文化层面的支撑与保障。

(四)拓展民生政治参与的内容和渠道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民生政治参与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这种功能效用的充分彰显,除了需从政府、公民、社会等层面努力以外,还需以公众的充分、有效参与为前提和保证。这就需要适时拓展民生政治参与的内容和渠道,以参与内容的拓宽来实现公众的有效参与,以参与渠道的拓展保证公众的充分参与,以此推动民生政治参与的优化和政治文化转型的实现。其一,拓展民生政治参与的内容和范围,推进民生政治参与向纵深化发展。一方面,要在明确民生政治参与限度的基础上,逐步拓宽民生政治参与的议题覆盖面,将教育医疗、环境卫生、社会保障、发展规划、社区治理等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民生问题纳入民生政治参与的议题范畴中,让民生政治参与的议题不再局限于某些领域、某些层面的问题,切实推进民生政治参与内容和空间的扩大。另一方面,在继续扩大和优化政府层面的民生政治参与时,也需将民生政治参与引入党内,让党在做出事关民生政治决策时,充分听取普通党员的诉求和意见,有效地推进党内民生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其二,要拓展民生政治参与的渠道。当前,我国民生政治参与已有一些渠道,如公众通过公民调查、公民听证会、公民旁听、公民会议、专家咨询、民主恳谈等形式参与民生政策制定,但随着公民意识的增强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应努力寻找更多元、更有效的民生政治参与渠道,如采用电视问政、网络参与等新形式,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到民生政策制定中,以期通过民生政治参与渠道的拓展,推进民生政治参与的优化和政治文化转型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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