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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田赋科则中本色米复归的新解释——兼论明清赋役全书性质的转变

作者:申 斌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9-04-03  浏览次数: 352

【摘 要】随着白银财政的展开,明末东南地区田赋征收中出现了以白银为标准的新科则,但清初又变回实物与白银并列的科则形式。这是否意味着白银在田赋征收中重要性的退却?通过剖析田赋管理运作中户部坐派、州县会计、编派、征收、解运、入仓交纳等6个环节,可以发现无论明末还是清初,都有部分田赋项目的坐派形态,也就是入仓形态规定是本色,但实际上州县官府都采取向百姓征银,交付里长或差役买本色送仓上纳的做法,田赋运作方式并未因王朝鼎革而改变。但由于记载田赋科则的文献——赋役全书的性质发生改变,即从明末地方官府的自我财政管理工具变成清初户部实现财政集权的手段,其记载重点从州县实征转向入仓入库,新科则从用于实征的税率变为册籍上的派征率,故有前述形式变化。这提示我们要正确理解明清财政文献中的名词和数字含义,要仔细辨析这些文献的生产机制及其在制度运作中的作用。

【关键词】白银财政;田赋科则;本色米;赋役全书性质


白银财政逐渐建立是晚明国家的重大变化。1及至明末,白银对财政运作的影响已经非常深刻,以致标识田赋科则的标准从实物米麦变为白银;但在清初,田赋科则却又变回实物与白银并列的形式。2这是否意味着白银在财政体系中作用的退却?本文研究认为,至少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实际田赋征收在明末清初并没有出现所谓从白银向实物的大规模回归,科则记载变化其实是由于记载科则的文献——赋役全书的性质变化所导致的。而赋役全书性质之所以发生如此改变,恰是以晚明财政白银化为基础的。

一、晚明新科则的出现与清初本色米的回归

明朝田赋以夏税、秋粮为正赋,按田亩征收,每亩所征赋额,称作起科等则,亦简称为科则。土地因自然性质(田、地、山、塘)、社会性质(官、民)以及所在司府州县不同,其田赋科则也轻重各异。据正德《大明会典》载,洪武初,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芦地,每亩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亩三合一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3在明初实物财政体制下,法定田赋科则是以米麦实物容积为标准规定的。经复杂改革,一条鞭法之后,很多地方在保留明初科则的同时,出现了新型科则。据泰昌元年(1620)《徽州府赋役全书》载,徽州府歙县简明科则为:田每亩征银0.0801118846两,地每亩征银0.047438932两,山每亩征银0.0331336两,塘每亩征银0.0897363两。4显然,这种以银为标准的新型科则是白银财政发展的表现。从会计上说,这类新型科则是将全县应征银额向全县应税田土摊派的结果。5入清后,田赋科则在形式上却普遍变成兼征白银与实物。康熙《大清会典》载安徽等处田每亩科银一分五厘零至一钱六厘零不等,米二合一勺零至七升一合零不等,麦五勺零至八勺零不等,豆八勺零至九合一勺零不等6各地赋役全书中的科则记载也与此相类,如顺治十四年(1657)《江南徽州府总赋役全书》载,歙县每折实田1亩征银0.08437788两、征米0.01542408452石、征黄豆0.0008563487石。7那么,清初田赋科则中实物的复归,是否意味着白银财政体制向实物财政体制的回归?

确实,顺治初年清廷曾下令江南地区部分田赋项目回征本色。这是由于清朝用兵江南,作战环境下的兵饷发放自然以实物为宜。8既然改支本色,那么征收自然也以本色为宜,如徽州府的南米即于顺治三年因军需吃紧改征本色9对于这一变化,过去几乎没有分析,仅有何平在讨论清初新增实物项目及改折问题时有所涉及。10最近,刘志伟与笔者对这一过程有过简要分析,指出由于赋役合并编派,其时在实征层面早已不将每一田赋项目与不同纳粮户或纳粮地对应,所以只能在应征总银额中将回征本色田赋项目的折银额剔除,然后将这部分实物数额再向全县土地摊派,从而形成了实物与白银并列的科则形式。11这不仅说明了清朝田赋科则中实物复归的基本脉络,也证明其依然继承了明一条鞭法之后加总派征(合计应征税额向应税田土摊派)的会计方法,科则形式的变化并不意味财政体制的逆转。只是,经上述会计过程计算出来的科则中实物的回归,是否也意味着在实际征收时由征银改为征实物、白银在田赋征收中退却了呢?

笔者认为要讨论这个问题,需要注意两点。首先,仔细区分田赋管理运作中户部坐派、州县会计、州县编派、征收、解运、入仓交纳等6个环节;其次,分析记录科则的原始文献(如赋役全书12)是出于何种目的被制造出来的,其在田赋运作的哪个环节被如何使用。只有这样,才能清楚理解文献记载的确切含义,以及文献记载究竟反映哪个层面的社会事实。笔者拟以留存明末清初赋役全书及相关公牍的徽州府歙县为主要实例,兼及浙江衢州府开化县等地,对明末和清初田赋的具体运作进行考察,以探讨科则形式变化的背后是否伴随着田赋实征方式的改变。

二、明末田赋的会计、征收与解运、纳仓

我们先以泰昌《徽州府赋役全书》为基本史料,观察明末田赋的会计核算方式;然后结合相关资料,讨论田赋实际征收、解运与纳仓的具体过程,并略举其他地方的例子;最后简要说明如何理解明末赋役全书中不同项目和数字的含义。

从会计角度看,一条鞭法的本质在于加总赋役银额,按照一定比例分别向人丁和田土摊派。13因此,一条鞭法之后,县级官府在进行赋役派征之前,首先需要进行两方面的会计核算。首先,根据户部指定的田赋、物料等财政责任和地方官府对徭役经费的需求,计算出全县实际应该征收的税额(实物、白银均有可能);然后,根据实际应该征收各类赋役数额和全县应承担赋役(除去优免)的人丁数额和田土数额,按照一定规则分别进行摊派,进而计算出单位人丁、田土的征收率。泰昌《徽州府赋役全书》正文由徽州府总数和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等7个部分组成。每部分根据内容具体划分为:户口人丁与田地山塘额及应征银额、总该征银额和实际征于民的银额;夏税总额与分项细目;秋粮总额与分项细目;条编物料总额与分项细目;徭费总额与分项细目;额赋外征附后钱粮。各县所对应内容的末尾还有简明科则(即征银率)一栏。14其中,夏税总额与分项细目、秋粮总额与分项细目、条编物料总额与分项细目、徭费总额与分项细目及上述四项相加得出的总该征银额和实际征于民的银额服务于前述第一个会计过程,而户口人丁与田地山塘额及其应征银额和这两类相加得出的总该征银额和实际征于民的银额服务于前述第二个会计过程。

下面,我们是将徽州府歙县田赋(夏税、秋粮)的分项细目和数额统计于表1,将全县条编钱粮类目和数额统计于表2,考察核算应征赋役总额的方式。




1显示夏税、秋粮各细目被分别以不同折银率折银加总得出应征总银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南京府军西仓本色正米、南京水兑本色正米两项虽然明确标为本色,但分别被以每石0.6两和0.7两的比率折银。而且这两项本色税目的折银额与其他税目的折银额加总得出了夏税、秋粮的应征总银额。表2显示,由于实施了一条鞭法,夏税、秋粮的折银额与上供物料、徭费的折银额加总,得出全县应征总银额。由于个别税目由其他来源的收入冲抵,所以实征银额少于应征银额。

再考察对摊派对象(即课税对象)的核算,以及课税对象额、征收率和应征额三者的计算关系。表3显示的是全县的人丁田土数额、征银率及由此计算出的应征银额。这个征银率在泰昌《徽州府赋役全书》中被称作简明科则。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此处看到田、地、山、塘各有一个科则的情况,乃是建立在万历九年清丈之后对土地按照税亩计量的基础之上的。15



从丁、田、地、山、塘共应征银额47040.15714两中扣除优免丁、米共银1188.725383两后,实征于民的赋役总额为45851.43176两,16恰与表2计算出的实征银额相等。据此,不考虑抵支、优免等情况,并对部分环节加以简化后,可以得出如下的县内赋役核算关系:

1)税目A的实物额×税目A折银率 税目B的实物额×税目B折银率 ……=田赋的折银总额

2)田赋的折银总额 物料折银总额 徭役折银总额=应征赋役总银额

3)应征赋役总银额=人丁总额×每丁征银率 田额×田的每亩征银率 地额×地的每亩征银率 山额×山的每亩征银率 塘额×塘的每亩征银率

田赋、上供物料中的财政供应项目和数额是由户部规定、自上而下坐派而得,大部分徭役经费因关系到王府、布政使司、府等行政,非州县衙门能决定。易言之,这些财政支出责任均不能由县级官府随意调整,而作为课税对象的人丁总额和田土总额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唯一可以调整的就是征银率。作为简明科则的人丁、田土单位征银率是从以麦米照石起科的征银率换算而来的。而麦每石征银若干、米每石征银若干、丝每两征银若干、人丁每丁征银若干的征银率,又是在夏税、秋粮、条鞭物料、徭费的应征数额分别向麦、米、丝、丁额摊派所得征银率基础上,同类加和所得。17

由于条鞭法后赋役制为定额的趋势,作为会计上摊派结果的这个简明科则也日趋固化,为入清后成为正式科则奠定了基础。18

综上,税目被明确标为本色的田赋项目,在县级官府核算时,均被折成银额,汇总计入全县应征总额后向人丁田土摊派,并按照简明科则征收白银。这一点从官府发给编户的纳税通知书——易知由单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天启二年(1622)《歙县派征钱粮易知由单》在照录表3所列全县统一的征银率之后,具体开列了十六都二图吴宀甲一户吴宝祠名下登记的应纳钱粮额数:

成丁一口,一钱五厘三毫。田四亩五分九厘一毫,该银三钱六分七厘七毫。地一十亩八分六厘八毫三丝,该银五钱一分五厘三毫。山十五亩五分七厘九毫四丝,□□五钱一分五厘八毫。塘三分一厘三毫,该银二分八厘二毫。共该银一两五钱三分二厘三毫。19

显然,该户实际缴纳的全部是银。事实上,到崇祯时期,绝大多数地方的田赋征收均全部折银,在田赋征收项目全部为白银的情况下,向土地摊派得出的每亩田赋征收率(即晚明的新科则)自然也只以银为计量手段。无论田赋项目折银,还是以银为单位的科则记录,在现存崇祯朝地方志中存在大量例证,无需再一一列举。

既然县级官府向百姓征收的全部是银,那么税目名称中的本色又当如何理解呢?下面我们通过剖析田赋管理的诸环节来解释这个问题。田赋是惟正之供,每年户部向各布政使司和直隶府州下发勘合(又名部单),其中开列了具体的田赋征收缴纳责任——需要运往哪个仓、哪个库,哪种实物多少、白银多少。各布政使司、直隶府州据此勘合再行磨算,层层分派到州县。20笔者将这一过程称作自上而下的户部坐派。概括而言,条鞭法前,州县是根据坐派项目向纳粮户派征;21条鞭法后,地方官府则需要将坐派的田赋、物料项目及徭役、地方公费等其他科征在折银基础上分别加总,并向账册上记录的课税对象(丁、田)摊派,得出征银率,这一过程即地方官府的会计和编派。然后,按照这一征银率,根据每个纳粮户名下登记的人丁田土数,计算出其应当缴纳的银额,最终依此银额向纳粮户进行征收。结合前文分析可知,表1所见本色税目,乃是户部坐派下来的项目,在州县会计时被折算为白银,统一进行派征。户部坐派既然是本色,那也就要求到指定仓口交纳的形态为实物本色。这一点在泰昌《徽州府赋役全书·歙县》南京府军西仓本色项目下双行小注中也能得到佐证。小注中有如下一句话:如丰年米贱,前数有余,扣除贮库,以作凶年不足前米银。”22如果征收、解运、入仓3个环节全部都以白银为收付手段,则米价高低是不会影响到官府内部的核算的。那么,这句话成立的唯一可能就是府县官府用从百姓那里收来的银子,购买本色实物,缴纳入仓。在此情况下,折银征收有定额,而米价变动不居,丰收时粮价低于官定折银率(每石6钱),则官府所征南京府军西仓本色折银额购足实物数量后仍有余银,就可以贮藏起来,等到凶年粮价高于官定折银率时,再添补折银额以完成收购足额实物的任务。另外,前引文字之后还有“如解折色之年,每两给水脚银壹分,该银柒两陆分叁毫柒丝陆忽肆微两的表述,这也透露出这一税项解运、入仓缴纳的形态通常应是本色,解纳折色是偶然情况。

由上可知,对户部坐派的本色田赋项目而言,征收形态与入仓形态发生歧异,府县会计、编派、征收中均以白银为手段进行核算,而缴纳入仓时则用实物本色。那么,如何完成白银到实物的转换?这有两种可能:第一,官府征银,交付粮长或差役买粮食,解运本色,纳本色入仓;第二,官府征银,解运银两,再由解运人户、衙役在仓库所在地买本色缴纳入仓。徽州知府古之贤的《新安蠹状》所收万历十四年《呈详复议休宁县买解南粮剩银缘由》,以及崇祯末年歙县知县傅岩《歙纪》卷6所载崇祯九年(1636)七月和崇祯十一年七月题为《请折南粮》的两份公文,为我们理解晚明徽州府本色田赋项目的实际征收、解运、交纳情况提供了线索。所谓南粮,即解运到南京仓口的起运税粮。就歙县而言,即本县额解南京水兑米6429.6石和西仓米1032石。23《呈详复议休宁县买解南粮剩银缘由》载:休宁县(笔者注:万历)十一、十二年分买解南粮,剩出正则并贴役银共一千七百余两,抵作十三年分本色南粮,免派于民。”“据五县各申,称节年起解南粮本色米麻等项,俱遵会计数目,行令粮长自行收买运纳,并不差吏监买。即无余剩银两及超参犒赏。”24首先,这再次证明,本色南粮项目在征收环节已经折银,否则不可能剩出正则并贴役银;其次,这说明官府将核算出的南粮银额交付粮长(可能也有交付胥吏的情况)购买本色,运往指定仓口上纳。从即无余剩银两还能推断出交付粮长买解与交付胥吏办理的差异——官府是否能够掌握剩余银两。而《歙纪》告诉我们,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末,改折只是遇到灾伤时的恩典,而非定制。崇祯二年,傅岩在请求将南粮再容改折数年时,陈述解本色之难与改折之利,透露了买解的具体方式:徽地僻在万山,非近水次,而买解本色,东则假道苏杭,西则逾险宁太,远籴于江广等省25由此可见,当时本色税粮的具体经办方式是官府将额定银两交付粮长或胥吏到苏州、杭州、宁国、太平等地购买,有时甚至远赴江西、湖广购买,然后解运至南京缴纳。

诸如歙县本色南粮之类,虽户部坐派或官府规定入仓形态为本色,但实际采取征银买本色纳仓的情况并非个案。其他地区之税目均有类似情况。就南粮而言,徽州府下其余五县的南粮项目皆是如此。26浙江衢州府开化县亦然。崇祯四年《开化县志》秋粮起运项下载:南京各卫仓米4000石。内实运南京各卫仓米3472.6758石,内折色米3352.5701石,水兑正米120.1057石。每石加耗0.25石,连耗折银0.7两,该银84.07399两,如解本色,即令官解赍银前赴近京产米地方,照依时价买纳,有余扣追还官。俱解南京户部交纳。27

这段史料进一步表明:第一,标明本色的项目,多数情况下实际已经解纳折色银;第二,即便需要解纳本色,也不是征收本色,而是官府派官员带银子到南京附近产米的地方,买米上仓缴纳,余银还于县衙。

漕粮也有类似情况。28据万历《杭州府志》记载,余杭县的京仓兑运漕粮米即因本县山僻,不通舟楫,每平米一石,折银五钱,解府给发粮长买米交兑29北方,如山东兖州府邹县,夏税起运项下临清广积二仓小麦也是于折银征收后解赴该仓买米上纳30不但起运项目如此,存留项目也存在征银买米上纳的情况。浙江金华府浦江县因不通舟揖,且无水次仓厫,在嘉靖初年已经凡起运存留之米,俱是征银,粮长自行买米上纳31至于承担运输上纳任务的解户或佐贰官的上纳方式,则又有自行买本色上纳,和纳银于户部、由户部代为召商买纳两种情况,实际运作中又多有揽纳情形,高寿仙对此已有详细讨论,兹不赘述。32

综上可知,明末赋役全书中开列的夏税秋粮、起运存留项下的详细税目、缴纳物形态及数额其实是户部坐派的内容,也是需要入仓缴纳的内容,在州县会计核算应征总银额和分别起解税额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而全书中开列的简明科则,即州县通过摊派计算出的征银率,则是计算编户纳税额时所用的税率,在实际官民之间的征收中发挥作用。

三、清初本色田赋的会计、征收与解运、纳仓

清初的科则继承了晚明出现的“简明科则”,即将由摊派计算而来的征银率作为向地亩征收银两和实物的税率。33下面按照与明代类似的考察顺序,先概观顺治朝田赋的会计方式,然后分析田赋征解上仓的手续,最后通过与明末赋役全书对比,简单提示理解顺治朝赋役全书中相关数字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顺治三年清廷已谕令编订赋役全书,至顺治十四年各省赋役全书基本编纂完成。34下面以顺治十四年《江南徽州府歙县赋役全书》(以下简称《全书》)为例,分析顺治末年一个县田赋的会计结构。《全书》可以划分为3个部分,对应两个会计过程。3个部分分别是:(1)课税对象,即《全书》中的户口人丁大总、田亩大总两类;(2)应征总税额(包括白银和实物),即丁田银两大总、本色米大总和本色黄豆大总三类;(3)财政支出责任细目,即从本县起运解布政司转解三部本折银数杂派不入条编钱粮10类。第一部分构成一个会计过程,即根据作为课税对象的人丁田亩数额、人丁田亩单位征银率计算出的该征银额。第三部分是另一个会计过程,即根据指派给该县的财政支出责任(即各个钱粮细目35)加总算出以白银、实物表示的全县财政责任总额。第二部分依靠县财政责任总额=县应征赋税总额这一等式将两个会计过程连接起来。具体情形参见表4、表5




4是根据《江南徽州府歙县赋役全书》第一、第二部分内容编制而成。按照征收物划分,全县赋税可分为银、本色米、本色黄豆三类;按照派征对象划分,则又可分为向人丁派征的丁银、向田亩派征的地银和本色,以及不在田亩派征的税租三类。其中,丁田银两大总下记载的夏税秋粮九厘地亩条编折色并船税等银”49300.3两这一总额,在《江南徽州府简明赋役全书》中又被记作丁田二项共实征夏税秋粮九厘地亩条编折色并不在田亩派征税租”49300.3两。条编钱粮既包括折色(银),也包括本色(米、黄豆),其租税来源既有征自丁田的,也有由别项征收抵充的。

5是根据《江南徽州府歙县赋役全书》第三部分内容编制而成。由此可知,除L项是杂派不入条编钱粮外,AK11项是入条编钱粮,即相对定额化的。在入条编钱粮中,以银为计量单位的9项,即A B C E G H I J K=49299.87两,与表4“夏税秋粮九厘地亩条编折色并船税等银数额相同(仅相差0.43两,可以认为是由于尾数造成的);而以本色实物为计量单位的两项中,D项与表4中本色米大总数额相同,F项与表4中本色黄豆大总数额相同。由此,我们可以梳理出全县财政收支的会计结构示意图,参见图1



综上,根据赋役全书,不但在派征中存在以实物为计量单位的科则,而且钱粮细目中也存在本色税目(即表5中的D项和F项)。这与明末仅存本色税目,而派征所得的简明科则中不存在实物计量的情况不同。这一情况同样存在于顺治朝其他各省与直隶府州的赋役全书中。从《江南徽州府歙县赋役全书》中,我们可知所征本色米的具体赋税名目与来源。本县解布政司本色米数项下载江南西仓米壹千叁拾贰石,耗平米壹百叁石贰斗,共米壹千壹百叁拾伍石贰斗,筛晒脚费共银肆拾壹两贰钱捌分江南水兑米陆千肆百贰拾玖石陆斗,扛费盘缠等银壹百伍拾柒两贰钱柒厘贰毫”。36与表1对照可知,这三项即为明泰昌《徽州府赋役全书》中南京府军西仓本色正米、加耗平米和南京水兑本色正米等三项。而这些本色米的具体摊派办法如本色米大总项下所载,起征本色米。全书刊载原额西仓水兑二粮共米柒千伍百陆拾肆石捌斗,原编折色,征银起解,嗣后改征本色,其原额折色银摘出,不入编派,实该征本色米照折实田亩派征37即将此三项折银额从条编总银额中减去,而将本色米数向地亩摊派,得出单位征米率(本色科则)。由上文,我们已知明末这三项钱粮虽在府县一级按银额编派、征收,但入仓仍是本色,即实际施行的是征银买本色上纳的办法。顺治赋役全书对改征本色言之凿凿,还出现了对应于本色税目、税额的本色科则,是否就意味着实际真正改为征收实物了呢?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康熙三十八年(1699)《徽州府志》卷6《食货志》漕米起运项下载歙县原编江南省西仓米一千三十二石,耗平米一百三石二斗,给解役筛晒脚费银四十一两二钱八分,江南省水兑米六千四百二十九石六斗,给解役筛晒脚费银一百五十七两二钱七厘二毫。”38从仓口、数量可知此即前述摘出改征本色的本色项目。其后,双行小注称:缘徽处万山,不通舟楫,每年详明批定时价征银,委官采买本色,解江安督粮道支给。”39而且其他六县也有相同记载,可见是阖府通行的一项政策。由此可见,所谓改征本色项目,在实际运作上,由于受到本地既缺乏粮食生产又缺乏粮食市场的限制,不得不仍是每年向上级报告,按照批准的时价向百姓征银,然后委派官员拿着这笔银子去采买本色米,解运到相应衙门上纳。可以说,除了其原额折色银摘出,不入编派外,40在官民之间的征收层面,这一本色税目的运作方式与明末并无根本差异。

由于前引是康熙年间的史料,或许会让人对其能否反映顺治初年刚改征本色后的情况存疑,浙江衢州府开化县则提供了更早期的史料。顺治初年,与其他江南府县一样,开化县也被要求将南米改征本色。当地官员屡次以本色缺粮且路途艰险为由,请求恢复改折。顺治九年刊《开化县志》载开化县知县朱凤台(顺治五年至十一年任)给分巡金衢道兼兵备李际期所上的第二次详文中有又以额编南米历年征价买米上纳,公私乞籴,困累难堪的表述,透露了改征本色后的实情。41其中,征价指的是县官府向百姓征收本色折价,买米指官府用所收折价买本色米,上纳其实是说县官府将买来的本色米运到户部指定仓口缴纳入仓。由此可见,对最基层的县级官府而言,改征本色后的实际财务操作其实与明末并无二致。

征银买本色上纳做法的延续,不限于南米,漕米也是如此。康熙九年时杭州府昌化县知县汇报称:昌邑僻处山谷,不通舟楫,田非沃野,不产漕米。每年额设京仓兑运漕粮,共正耗米壹千伍百肆拾石,征银赴产地买米上仓交兑,一遇旱涝,时价早晚迥异,籴买艰难,甚至领往他省购买上仓。”42而且不限于南方,北方(如山东兖州府邹县)亦是如此。康熙《邹县志》卷3《赋役志》的丁地起运本色项下载临清广积二仓本色正耗米233石,每石折银8钱,共折银186.4543虽然没有类似买米上仓之类明确表述,但从本色项下标明折银率和折银额的记载不难推断其也是采取征银买米上纳的办法。

至于如何确定本色米征银比价,康熙十二年刊《於潜县志》载:该县僻居山谷,不通舟楫,每平米壹石,向征银伍钱为准,该银壹千壹百贰拾两,给发粮长,湖墅买米。今奉文,每年拾月该县印官预详本司会同粮道,照时定价,征办交兑,不许径自私派滋弊。”44即每年县官拟定折征时价后,需要给布政使司和督粮道上详文,获得批准后,再按此标准征收银两,并发给粮长由其买米交兑。由此可见,虽然征银买本色的做法明清是一致的,但是确定银米折算比价的权力归属却有些变化。清代明确规定需报请上级(至少是布政使司一级)批准,而明代似未见此明确规范。45

综上,通过仔细区分田赋管理运作中户部坐派、州县会计、编派、征收、解运、入仓交纳6个环节,我们发现无论明末还是清初,赋役全书中都有部分田赋项目的坐派形态(即入仓形态)是本色;但在实际运作中,县级政府对这些项目都采取了征银买本色上纳的做法,可以说这一情况具有跨越王朝鼎革的连续性。明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会计核算范围。明代赋役全书将这些项目按照地方官府确定的折银率换算为银额,加总计入全县条编银额,向丁田派征;清代赋役全书则将这些项目从条编银额中摘出,以本色形态向田亩派征。这一差异导致了清初科则中本色实物的复归。但与明代赋役全书科则(即实际征收税率)不同,清代科则中的实物税率并不意味着官府据此向百姓计算征收米豆实物。也就是说,清代赋役全书中所载实物科则并非实际的征收税率,而只是册籍中会计计算用的派征率。那么,这种不同是如何产生的?清初所谓改征本色究竟应如何理解?

四、赋役全书性质的转变

笔者认为,要解开明末与清初本色田赋项目实际运作状态相同但科则记载形式迥异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官民之间的实际赋役征发关系,而在于记载科则的文献——赋役全书的性质。此问题十分复杂,此处仅作初步分析。

明代,户部每年通过给布政使司下发勘合照会(给直隶府下发的文书是勘合札付)来指定各布政使司负担的田赋仓口和数额。嘉靖时期开始这类文书又习称为部单、坐单。布政使司计算后继续向下属官府分派,具体方式各省有所差异,同一省也因时而异。譬如山东,在嘉靖末年布政使司在向各府下发总告示、总由帖的同时,也直接向各州县下发由帖;而隆庆时期则是布政使司下发由帖到各府,各府再行计算分派,以府由帖形式发到各州县。46

户部勘合照会(札付)中记录的田赋仓口、征收物及数额也就是我们在赋役全书中看到的各项钱粮细目的主要由来,也是地方各级官府会计编派的重要依据。47随着明中期一系列赋役改革的深化,特别是赋役合并编派之后,司府州县在户部派粮勘合开列的项目和数字之外,形成了一套用于地方官府内部的核算体系,以完成编(预算总额)、派(摊派得出单位人丁、税粮、田土的征收率)及征(向编户征收)的工作。州县内部核算与户部坐派之间发生分离,形成了二重会计结构。48前述南米项目,户部坐派规定是本色,对户部而言是按照本色粮食会计;而州县却将其折银征收后买本色缴纳,对州县而言,在编的核算中,兼用银、实物,而在派和征的核算中仅以银为单位,直到交付粮长买纳时才又需要粮额参与。

在户部坐派与州县内部会计分离的背景下,司府州县等地方衙门为了将户部坐派及其他财政责任(如地方衙门的徭役)与州县向纳粮户的派征转换对接,开始编纂出一系列服务于地方官府内部核算需要的财政册籍,其名称不一而足,几经演变,最终定名赋役全书。而从这类官府内部会计所用册籍到具体向百姓的征收之间,还要经过实征册、流水簿历等中间性册籍的转换。49

明代的赋役全书最初是由地方官府为解决内部核算问题而编纂,万历三十九年刊刻的《江西赋役全书》卷首所载案照明确显示了这一点:

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汇梓赋役全书、以□法守事。案照万历三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奉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卫会同巡按江西监察御史顾,照得赋役两端,上关国计,下系生民,必须会计详悉,使院司便于稽考,州县易于派征,庶小民乐输,而奸吏除弊矣。江省以前一年粮合后一年差并征,其来长远。先是本院查知旧册变更者,多督令校正刊行。近据送到,仍一原式,中间散乱混淆,殊费简寻。且户口不载实征,差徭不结司总,坐派药材等料,溷无细数,致祭物品等项,甚觉参差。若易知单,最称便民,亦未刊入。以称全书,盖不胜挂漏矣。50

这段公文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无论是编纂还是督令校正刊行的主导者都是巡抚,具体执行者是司道官员;第二,编纂的目的是院司便于稽考,州县易于派征,庶小民乐输,而奸吏除弊,即方便自巡抚、巡按到州县的在外官员、衙门内部行政管理,而非向朝廷汇报。事实上,现存明代地方财政册籍中,51只有《四川重刊赋役书册》是根据自上而下的命令编纂的,52其他均是由巡抚及司道府官员自发完成的。《钦依两浙均平录》虽名钦依,但只是地方官为了著为成法、避免朝令而夕改而主动题请的,册籍本身并非因上命而编。53即便《四川重刊赋役书册》,其编纂目的也不是用于司府州县向朝廷汇报,而是规范徭役征收项目和数额。54崇祯二年皇帝曾降旨命各省上报、重纂赋役全书,希望以此方式实现户部对全国钱粮的掌控、筹措军饷。虽然部分地区确实上报了旧编全书,并且根据要求裁减改拨经费,重新编纂了赋役全书,但整个编纂工作未能真正完成。55终明一代,赋役全书都是地方衙门编纂出的自我内部财政核算工具,与其他册籍配合完成地方财政管理运作。

晚明赋役全书主要具有3个功能:首先,根据各类赋役的分项支出细目折算,加总得出应征总额(银、米);其次,确定作为摊派对象的田土、人丁数额,分项加总、摊派,进而得出单位地、丁征收率;再次,根据分项支出细目,将征得税银按照不同衙门、仓库进行分解。因此,在实际官民征收全部采用白银的情况下,无论上纳户部指定仓库的形态是什么,州县内部核算都以银为基准,计算出实征数额,并进而摊派得出泰昌《徽州府赋役全书》所见的简明科则。在这种情况下,赋役全书上的科则反映的是州县向纳粮户派征的税率。

但入清后,赋役全书是根据户部统一命令,由各省编纂。顺治三年即上谕户部:

今特遣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公英俄尔岱彻底察核在京各衙门钱粮款项数目,原额若干,现今作何收支销算;在外各直省钱粮,明季加派三项,蠲免若干,现在田土民间实种若干,应实征起解存留若干。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56

此次察核由户部负责,对在外直省钱粮,责成于巡抚、巡按,令其拟定赋役全书。从现存顺治朝《山西赋役全书》《河南赋役全书》《福建赋役全书》卷首公牍看,它们均是各地纂成初稿后经户部审核、粘贴浮签发回修改,再度审核通过后才能奉旨刊行。《福建省总赋役全书》卷首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公文称:福建省造报赋役全书到部,细加订正,复会同户科诸臣,逐款详阅,粘贴浮签,发回改正。”57顺治十四年,各省全书经户部厘定审核大体接近完成时,皇帝再次降旨,这一谕旨被刊刻于各地赋役全书卷首。谕旨明确指出,将各直省每年额定征收起存总撒实数”编成赋役全书并颁布天下之目的,在于庶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并且要求后有续增地亩钱粮,督抚按汇题造册报部,以凭稽核。”58自康熙三年开始,进一步彻底确立了户部主导的财政集权管理体制。

户部议覆。工科给事中吴国龙疏言、直隶各省解京各项钱粮,自顺治元年起总归户部。至七年,复令各部寺分管催收,以致款项繁多,易滋奸弊。请自康熙三年为始,一应杂项俱称地丁钱粮,作十分考成。除每年正月扣拨兵饷外,其余通解户部。每省各造简明赋役册,送部查核。其易知由单颁给民间者,尽除别项名色。至各部寺衙门应用钱粮,年前具题数目,次年于户部支给。仍于年终核报。应如所请。从之。59

赋役全书成为户部进行财政稽核的工具。

综上可见,顺治朝赋役全书的编纂,旨在建立起户部对内外衙门经费的全面掌控。60所以,赋役全书主要不再服务于地方官府尤其是州县官府的会计核算,而是服务于户部的会计核算。从户部的角度看来,总税额自然需以最终入仓形态分类统计,故此本色米豆与银两分开,而科则自然也以不同形态征收物总额除以人丁地亩得出,故此也就出现了银两与本色并列的科则形式。61这样,明末赋役全书中征收形态与入仓形态分离的情况在顺治赋役全书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依照入仓形态的统一记载。作为户部掌握地方财政收支工具的赋役全书,不再直接反映地方官府内部会计核算情况,前述二重会计结构在赋役全书中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此,科则虽然在计算方式上延续了条鞭法以来的加总摊派办法,但被派征的形态和数额却与州县衙门实际征收情况脱钩,而以户部掌握的实际入仓形态与数额为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顺治《江南徽州府歙县赋役全书》看到有本色科则,但在歙县地方史料中却看不到实物征收的原因。

五、结论

至此,我们可以对清初田赋科则中本色米的复归提出一个新解释。至少在相当一部分地方,从明末到清初,本色米复归这一田赋科则形式的变化,其实反映的不是州县与纳粮户间实际征收关系的改变,而是赋役全书的文献性质从地方官府自我内部财务管理工具变成户部实现集权式财政管理手段的结果。这不意味着白银在财政运作中重要性的减退,赋役全书性质转变所体现的政府体系内部财政管理集权化趋势,恰是以明代财政白银化为基础的。关于明清间典章制度的关系,既有重视连续的清承明制之说,又有强调清朝满洲性偏重差异的见解,需要对具体各项制度更多更细致的考察。曾美芳新近研究指出明末月奏制度对清初奏销制度确立存在影响,但并非自然而然之事,该项制度在顺治初年也曾出现不为人知的制度断裂表现。62本文揭示的情况,或可为我们理解明清间制度连续外貌下的转变变化外貌下的连续交错并存的状态提供一个实例。

全国各地的田赋运作方式是有差异的,本文以徽州为例提出的明末清初本色田赋征银、买米、上仓方式只是一种类型,但户部会计和州县实征分离的状态则具有普遍性。更重要的是,明末和清初赋役全书对这一种跨越明清鼎革的田赋运作方式记载的差异,透露出来的赋役全书性质与使用主体在明清之际的根本性改变,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结构性变化。本文将赋役全书看作财政管理的一种技术工具。剖析其文本形式背后的运作机制,进而解释文本差异折射出的册籍职能和性质的转变逻辑,是笔者的旨趣所在。


注释:

1)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93页。

2)刘志伟、申斌:《从田土科则看明清田赋性质的转型——以徽州府为例的分析》,陈慈玉主编:《承先启后:王业键院士纪念论文集》,万卷楼图书公司2016年版,第85—111页。

3)李东阳:《大明会典》卷19《州县二·田土》,《正德大明会典》第1册,汲古书院1989年影印版,第232页。

4)田生金:《徽州府赋役全书·歙县》,《明代史籍汇刊》第24种,学生书局1970年版,第177页。也有地方,如浙江嘉兴府嘉兴县出现每亩科本色米壹斗贰升玖合捌勺贰抄肆撮贰圭陆粒贰黍壹颗玖粞壹糠柒粃,税粮徭平折色银柒分陆厘贰毫贰丝叄忽叄微壹尘伍渺叄沙陆纤陆埃这种形式的新科则。参见万历《嘉兴府志》卷5,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第14a页。

5)刘志伟、申斌:《从田土科则看明清田赋性质的转型——以徽州府为例的分析》,陈慈玉主编:《承先启后:王业键院士纪念论文集》,第96—105页。

6)康熙《大清会典》卷20《户部四·田土一·科则》,《大清五朝会典》第1册(上),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216页。

7)《江南徽州府总赋役全书·六县田亩起科各项钱粮大总》,顺治十四年刻本。

8)顺治十七年三月十一日陕西巡抚张自德为直陈本折钱粮利弊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2-01-02-2075-007

9)顺治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户部尚书孙廷铨为地方疾苦已甚南粮采办维艰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2-01-02-2068-018

10)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7—82页。

11)刘志伟、申斌:《从田土科则看明清田赋性质的转型——以徽州府为例的分析》,陈慈玉主编:《承先启后:王业键院士纪念论文集》,第85—112页。

12)万历以降方志中的赋役数据,均抄录自赋役全书,方志的凡例或赋役志中均有明言,如万历《杭州府志》卷30《田赋下》称:藩司赋役全书适成,因备录之;卷31《征役》称:以近日酌定赋役全书为据

13)梁方仲:《一条鞭法》,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5—46页;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198页;刘志伟、申斌:《从田土科则看明清田赋性质的转型——以徽州府为例的分析》,陈慈玉主编:《承先启后:王业键院士纪念论文集》,第96—102页。

14)田生金:《徽州府赋役全书·歙县》,《明代史籍汇刊》第24种,第177页。

15)所谓按税亩计量,即把不同等级的田土实际面积换算成相应的纳税面积。虽然歙县没有具体资料保存下来,但与歙县同属徽州府的休宁县、祁门县都有相关记载。万历三十五年修《休宁县志》卷3《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各类田土实际面积与税亩面积的换算关系,栾成显发掘该史料并列表分析,参见《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增订本,第148—149页;赵赟在同治《祁门县志》卷13《田土》中也发现了类似折亩标准。从泰昌《徽州府赋役全书》徽州府辖下6县均是田地山塘各为一则起科的情况来看,歙县应该也同样进行了折亩换算。在万历清丈区分田地山塘折亩的基础上,顺治朝进一步实行了折实田的换算,即将万历清丈后的地、山、塘的税亩面积再分别按一定比例折算为田的税亩面积,参见赵赟《纳税单位真实的一面:以徽州府土地数据考释为中心》,《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

16)田生金:《徽州府赋役全书·歙县》,《明代史籍汇刊》第24种,第128页。

17)参见申斌《晚明赋役全书核算关系初探》,待刊稿。

18)刘志伟、申斌:《从田土科则看明清田赋性质的转型——以徽州府为例的分析》,陈慈玉主编:《承先启后:王业键院士纪念论文集》,第103—106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整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明编)》第4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20)参见《山东经会录》卷3《税粮因革》、卷4《税粮附录》,隆庆六年(1572)刻本,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21)其实条鞭法前,已经出现了州县内部会计核算与户部坐派项目的分离与差异,如周忱改革设立拨运和纲运二簿就是一个例子,但还不够普遍和明显。

22)田生金:《徽州府赋役全书》,《明代史籍汇刊》第24种,第136—137页。

23)傅岩著,陈春秀校点:《歙纪》,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64页。

24)古之贤著,卞利点校:《新安蠹状》,《明代研究》(台北)第19期(2012年)。引文语句经笔者另行标点。

25)傅岩著,陈春秀校点:《歙纪》,第6471页。引文语句经笔者另行标点。

26)田生金:《徽州府赋役全书》,《明代史籍汇刊》第24种,第188247295340378—379页。

27)崇祯《开化县志》卷3《赋役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7册,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729页。

28)胡铁球从漕粮交纳市场化角度对此问题也做了讨论。参见《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07—360页。

29)万历《杭州府志》卷30《田赋下》,《明代方志选》,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548页。

30)万历《邹志》卷1《丁地志》,《天津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第15b—16a页。

31)嘉靖《浦江志略》卷5《财赋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影印版。

32)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以解京钱粮物料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33)刘志伟、申斌:《从田土科则看明清田赋性质的转型——以徽州府为例的分析》,陈慈玉主编:《承先启后:王业键院士纪念论文集》,第106—109页。

34)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53页;吴政台:《清顺治朝的财税政策》,《中兴史学》(台北)第13期(2007年)。

35)学界习称这些项目为税目,从项目渊源上讲,这也是正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条鞭法后,对官府而言,这些项目的意义在于标识该县所负担的财政责任(需向哪些仓库运纳多少白银及实物产品),并据此计算出该县财政责任的总额,而县官府的财政责任总额又等于县官府对百姓的应征银额。

36)《江南徽州府歙县赋役全书·本县解布政司本色米数》,顺治十四年刻本。

37)《江南徽州府歙县赋役全书·本色米大总》,顺治十四年刻本。

38)康熙《徽州府志》卷6《食货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37号,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925—926页。

39)康熙《徽州府志》卷6《食货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37号,第926页。这一记载初见于康熙《歙县志》卷5《户口田赋》(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50页),作查徽处万山,不通舟楫,每年详明批定时价征银,委官采买本色米,解江安督粮道支给。只是在《歙县志》中该记载被置于新安卫江西帮运丁行月二粮米条后作双行小字,不能明确该记载是否针对西仓水兑米整体。

40)《江南徽州府歙县赋役全书·本色米大总》,顺治十四年刻本。

41)顺治《开化县志》卷3《赋役》,《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8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532页。由于开化县朱凤台等申请南米改折的请求获得批准,所以顺治十四年赋役全书中开化县已没有南米本色税项了。

42)康熙《昌化县志》卷3《版籍志·附考》,《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43)康熙《邹县志》卷3《赋役志》,康熙五十四年刻本,第7a页。据万历《邹志》卷1载,临清广积二仓小麦二百四十石,每石折银八钱无麦纳米。综合可推知康熙《邹县志》中临清广积二仓本色米即由万历时期的临清广积二仓小麦演变而来。

44)康熙《於潜县志》卷3《财赋志》,《故宫珍本丛刊》第92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45)明代决定这一类本色税目征收折价的行政过程,总体上似存在一个从府州县自定到向省级衙门报批的趋势,但最终也未形成明确的制度规定。此问题十分复杂,将另文处理。

46)《山东经会录》卷3《税粮因革》、卷4《税粮附录》。

47)尹伸:《苏州府赋役全书》卷1《会计凡例》,万历刻本。

48)此问题待另文讨论。

49)万历《四川总志》卷19《经略志一·财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13—614页。

50)《江西赋役全书·案照》,学生书局1970年影印版,第1—2页。

51)如嘉靖后期的《河南赋役总会文册》《江西赋役纪》《钦依两浙均平录》、隆庆时期的《山东经会录》、万历时期的《四川重刊赋役书册》《江西赋役全书》《重订赋役成规》《苏州府赋役全书、徭里全书》,以及泰昌时期的《徽州府赋役全书》。

52)《明神宗实录》卷90,万历七年八月辛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版,第1852—1853页。

53)《钦依两浙均平录》卷首,嘉靖四十五年刻本。

54)《四川重刊赋役书册》卷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258页。

55)毕自严:《度支奏议·陕西司》卷1《题覆查议省直赋役全书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7—589页;《度支奏议·边饷司》卷9《旧饷出入大数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415页;崇祯《武定州志》卷9《田赋》,《明代孤本方志选刊》,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版,第95页;崇祯《抚州府志》卷7《地理志四·田赋籍》、卷11《人道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926号,第426558页。又参见申斌《明代徭役管理考》,硕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2年,第48—55页。

56)《清世祖实录》卷25,顺治三年四月壬寅,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7页。

57)《福建省总赋役全书》卷首,顺治十五年刻本。

58)《清世祖实录》卷112,顺治十四年十月丙子,第878页。

59)《清圣祖实录》卷9,康熙二年四月丙戌,第147页。

60)刘志伟分析了赋役全书在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确立中的意义,参见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中山大学历史系编:《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129页。

61)清初,源自明代上供物料的钱粮款目,即所谓本色绢布颜料银朱铜锡茶蜡等项,其会计方式与本色米豆不同,拟另文探讨。

62)曾美芳:《定期奏报制度与崇祯初年的财政管理》,《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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