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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布洛陀信仰的实践转变及其建构困境——基于民族社会学的视角

作者:蓝 武 潘云峰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9-04-06  浏览次数: 380

【摘 要】布洛陀信仰始源于《布洛陀诗经》中的神话传说,而后逐渐发展成为广西壮族民间信仰中典型的人神互动祭拜模式,并建构起一套体现壮族文化的完整的信仰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布洛陀信仰的重建使得广西壮族自身的信仰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规范和统一。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布洛陀信仰深受社会结构转型以及族群身份变迁的影响,人们对布洛陀信仰的方式也发生结构性转变,进而影响及布洛陀信仰的社会性建构。作为广西当地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重要资源,如何解决当下布洛陀信仰社会性建构的路径与城镇化背景下“公私”信仰需求的矛盾、仪式专家的身份建构以及“公私”之间的价值共识,成为布洛陀信仰完成现代转型,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关键。

【关键词】城镇化;布洛陀信仰;实践;建构


一、布洛陀信仰建构及其实践形式的讨论

布洛陀信仰的最初形态始见于《布洛陀诗经》中的神话故事,而后逐渐演变成以广西田阳县敢壮山为中心,以布洛陀为创世始祖的少数民族祭祀文化及信仰体系。现有的布洛陀信仰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神话人物、祭祀文化以及宗教信仰三个方向,[1]而如何将这三个方向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建构起符合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种典型的本土信仰模式,成为当前壮学界着力思考与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文化重建的意义上来看,由于壮族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壮族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创新性,由此形成了布洛陀文化重建的一种驱动力;[2]而文化重建的目的在于民族文化的延续,对于布洛陀文化延续的策略,目前则是通过“申遗”的途径来完成对此种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从具体的路径与策略来看,布洛陀文化是广西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类型中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文化保护价值,因此学界大力推动、政府组织协调、民间活态传承、群众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则成为当前有效的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路径。[3]从操作层面上来看,开发影视文化作品、旅游文化节,开展学术研讨活动,以及保护和培养文化传承人等,则是目前各界比较认同的操作策略。[4]从平衡政府、学者及民众三者关系稳定与发展的角度来看,以发展旅游产业来推动布洛陀文化的发展,则容易形成“三赢”局面,因此,大力发展以布洛陀文化为卖点的旅游产业能够契合当前的社会发展,[5]此其一;其次,布洛陀文化的旅游开发需要政府的支持,这样才能有效地形成保护性旅游开发的途径,形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使布洛陀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6]再者,布洛陀文化的中心广西田阳县本身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自然资源及民俗资源,三者相互结合所形成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布洛陀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资源优势。[7]因此,布洛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结合在一起,显然成为当下传承布洛陀文化传统的重要且有效的实施手段。从文化整合的角度而言,推动布洛陀文化的建构与发展,形成布洛陀文化的全局保护,使其与中华文化体系形成价值共识,但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将之纳入我国多元文化体系当中,[4]从而完成壮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布洛陀信仰的实践转变及其建构困境

布洛陀从民间文学及口传资料中走出来演变成为壮族族群的创世者,最后形成以其为核心的布洛陀信仰体系,其建构过程除了多方不遗余力地推动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信仰文化的重建与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这根杠杆,更离不开族群认同、地域认同的本质需求,同时,信仰文化的建构更有利于民族团结,使壮族自身的传统文化不被时代与制度“悬置”,进而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建设有机统一起来。

然而,随着当代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与推进,传统村落社会结构逐渐发生转型,农村人口大量往城市聚集。随着人们的远离农村,其自身角色、生产生活方式明显出现了转变,经济水平、职业构成以及价值观念等也不断出现分化。在此背景下,人们对待传统信仰的方式也出现了改变,其实践方式也注入了许多现代因素,人们不再遵从传统的信仰模式与实践方式。虽然这对于传统信仰的权威及仪式堪称是一种挑战,但从当前社会发展与人们认知转变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信仰转型则是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及延续的一种策略。

(一)“公私”博弈下信仰主体的实践困境

自古以来,人们都是围绕土地来构建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宇宙观和价值观,耕作则是延续这些因素的重要实践方式。《布洛陀诗经》中讲述到,布洛陀的圣职是教人们造田种谷、延续后代,这也形成了壮族特有的稻作文化。在众多关于布洛陀文化的研究和民间典籍中,因为布洛陀的这些“事迹”,人们遂把布洛陀看作壮族社会起源和发展的“造物神”,并由此而形成了以布洛陀为中心的祭祀活动和信仰体系。长久以来,布洛陀是维系壮族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象征。随着现代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代表着以土地为核心的乡土社会逐渐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同时,工业化的手段也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农耕模式。对于布洛陀文化而言,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得人们的信仰模式发生了转变,有的甚至放弃了原有的信仰。布洛陀作为壮族社会文化的创世神,其神圣权威也受到了来自这一变迁的挑战。诚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布洛陀文化发展一度受到限制,但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给农村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同时国家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倾斜,可以说是给布洛陀信仰的重建带来了一种契机。许多研究者和相关部门又开始对有关布洛陀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从而为布洛陀信仰的重建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得人们不再依附于土地,布洛陀信仰因此失去了依托空间,纵使有了丰富的资料可供支撑,但其建构空间与路径仍然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城镇化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耕种模式,使得大部分农民退出了田地,选择另外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城镇化也带来了国家建设需求下的城市扩张,并且农民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进而人们传统的信仰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失去了原有的依托空间。[8]直到2001年以来,在有关学者以及多方资源融合的推动之下,布洛陀信仰的“基地”才顺利完成了“迁移”,即形成了以广西田阳县敢壮山为中心的布洛陀信仰“基地”。经过多年来的发展与建设,布洛陀信仰形态逐渐完成了“转型”,形成了以集会、祭祀、旅游为主要形式的信仰体系。针对这一过程,也有学者认为,布洛陀信仰这样一种转型,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目的提供了实践路径,实现了从“文化布洛陀”向“旅游布洛陀”的转变。[9]75然而,这一转变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地民众在这一转变过程当中,在很多时候是缺场的。

在文化重建的视角下,布洛陀信仰重建的实践主体仍是民众。在神话故事和民间自撰的资料当中,布洛陀的“创世”功绩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认同,为壮族社会结构的稳定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当地人相信,有了布洛陀的存在,就能保佑大家年年五谷丰登,各自的社会关系也能得到延续。同其他民族一样,壮族社会最初的发展同样依赖的是土地,土地作为一个民族和社会存续的根基,布洛陀从产生之初就是同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了蓬勃发展,各地都在重建自身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根”,布洛陀信仰的重建自然也在其中。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路径的指引下,政府和学者在论证和设计之初虽然经过周详地论证和深入地调研,但民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而信仰的传承和发展恰恰依靠的是民众。

从人神关系的角度来看,民众或以信仰受众,或以仪式专家、仪式承包者的身份,与布洛陀建构的是一种人神互动模式,通过祭祀神灵获得个人或精神、或物质的需求,这个过程是一种私人信仰的表现。而政府和学者的介入,使得布洛陀信仰有了国家在场的特征,私祭变成了公祭,人与神的互动转化成了人与神、神与神以及人与人的多元互动。从这个方面去看,民众以公祭的形式参与祭祀的活动就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并且在政府指导、监管以及学者的推动下,结合当地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特色,整合多方的资源,使布洛陀信仰有了一种市场运作模式。民众在其中除了人与神的互动,更多的是人与人的互动,并且这种人与人的互动关系是建立在经济消费机制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放弃了土地内核,放弃了民众的本质需求,这种传统的人神互动模式的信仰阐释和布洛陀本身的神圣权威才变成了形式化与象征化。

“公私”博弈历来是中国民间信仰或宗教文化建构的核心问题。公私二者关系的虚实取决于公权力介入的深浅,所以,如何协调信仰实践下的公私关系,成了信仰文化建构的关键。对于布洛陀信仰而言,公权力的介入使得此种信仰模式如同黄帝信仰、炎帝信仰等诸类型一样,具备了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双重特征。如何公私兼容,也就成了布洛陀信仰在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布洛陀信仰经过政府及学者的公共性建构,使得人们对布洛陀的祭祀上升到了公祭的层面。这种公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且为了将这一模式“合法”化,当地将每年的壮族“三月三”定为布洛陀“公祭日”,从而使布洛陀信仰成为壮族民间信仰类型的核心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同时,围绕着这一模式,近年来,当地政府还整合了瓦氏土司文化、壮族歌圩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元素,打造了田州古城这一典型的文化旅游综合项目,进一步推动了布洛陀信仰体系的发展。田州古城文化项目包含了布洛陀神话、布洛陀史诗、布洛陀始祖、布洛陀宗教、布洛陀歌谣等文化元素,这就进一步完善了布洛陀信仰体系,使人们逐渐树立起对类同于黄帝、炎帝信仰的布洛陀“创世始祖”的认同。

因此,这一过程是通过公权力对民众祭祀布洛陀的私人朝向进行了整合,并将之嵌入到公共信仰体系之中,变成一种公共朝向,但民众在布洛陀信仰中的私人需求,本质上有了一定程度的缺失。与桂中地区的师公信仰不同,师公信仰缺少一种社会化建构,没有公权力的介入就无法实现公共资源的整合,也就难以形成由人与神的互动转为人与神、神与神以及人与人的多元互动的信仰共同体,所以师公信仰无法行“正祀”之为。然而,正是由于国家在场,布洛陀信仰在某种意义上被纳入了国家祀典,获得了公共表达的空间。一方面,私人信仰能够通过公权力而得以建构成为公众信奉的对象;另一方面,私人信仰却又无法超越公众权力的控制,[10]因此“淫祀”就无法成为国家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个体的私人信仰表达也就无法融入公共信仰体系之中。当然,这对于在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快速转型的壮族社会而言,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有效地保护壮族自身的文化基础,创新和传承布洛陀文化,使壮族的文化资源逐步纳入国家的信仰体系之中,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尽管如此,在中国,信仰依旧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世界。[1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洛陀信仰的建构也就不再是单个人或一个族群的信仰表达,而是社会在协调公私关系的过程当中做出的合理性、整合性的调整,公共性的信仰因此得以建构,从而也就形成了个体信仰如何在公共空间进行表达并获得需求的困境。

(二)城乡二元结构分化下仪式专家的身份建构的困境

仪式是民间信仰的一种实践,人神互动则是通过仪式展现出来的。而仪式往往是由仪式专家或者仪式承包者建构起来的,他们作为人、鬼、神的中介,为各式的民间信仰提供仪式服务,并集仪式操办技能、知识和权威于一身。有什么样的仪式专家,就会建构出什么样的信仰表达方式,而仪式专家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就会呈现与其身份相一致的信仰实践特征,[12]因此,仪式专家对民间信仰的起源、建构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麽公是布洛陀信仰体系当中的仪式专家,是壮族麽教当中典型的代表人物。麽教源于越巫。《史记·孝武帝本纪》有载:“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因此,“越巫”乃其原型,而后演化成为现在的“麽公”。就宗教类型而言,壮族的麽教是一种弥散性宗教(1)。《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2)有不少关于麽公与布洛陀关系的描述。在信仰体系中,布洛陀为麽教主神,麽公为麽教的执事者,也就是仪式专家,麽公通过仪式建立起人与布洛陀及其神灵系统的互动。同时,诸多研究和资料表明,麽教有自己的教义教规、组织结构、传承方式、神灵系统、经籍、服饰、法器和神像,更有既定的仪式操演。[13]175由此可见,布洛陀信仰的宗教特征非常明显,是为一种原生型宗教(3)。从麽公的仪式内容来看,麽公主要从事祈福类法事、超度类法事、解冤类法事和赎魂类法事等仪式活动。[13]285-291这些法事与壮族传统社会当中的稻作文化息息相关,其法事内容主要围绕壮族人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的延续而开展,所以民众对麽公自然而然产生认同感和信赖感,其自身权威也就因此而建立起来。

城镇化进程推进之后,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镇,人们不再固守土地,对日常的生产生活需求则更多地依赖于现代性技术。在此背景下,布洛陀信仰也走出了田地,进入到了公共空间。这种信仰形态的改变,使得以麽公为代表的布洛陀信仰的仪式专家面临着如何融入新的布洛陀信仰体系中的困境。着眼于社会适应的视角,这种困境的产生主要在于,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民众的信仰需求日益多元化,当地的仪式专家该如何适应此种变化,以达到当下民间信仰形态转变的实践要求?这种转变实质上对当地仪式专家的要求是有所提高的。究竟是官方主动地引导,以增进他们的文化自觉,从而适应当前信仰机制的改变,还是让他们被动地接受这种变化?这都是当前需要直面的问题。

对于乡土社会而言,安土重迁的思维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精神支撑,民间信仰也必然依赖这种思维、依赖土地。因此,人们也时常祈求神灵保佑,为的是大家生活的这片土地一切安好。为了与神沟通,人们将这一重任委托于仪式专家,通过仪式专家操持仪式,让人们对神灵进行祭拜,构建起人与神沟通的桥梁。这种以农耕为核心的祭拜,是仪式专家产生权威的主要原因。放眼当今的农村社会,负责操持仪式的仪式专家在当地农村都具有一定的威望。就布洛陀信仰而言,在城镇化背景及其影响下,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同时在各方的推动下,布洛陀信仰体系也随之发生转变,但民众的信仰需求并没有因为城镇化的推进而发生本质的改变,民众对麽公这类仪式专家的需求以及仪式专家的权威、生存空间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布洛陀信仰进入了公共空间,反而扩大了麽公的队伍,使其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镇都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城镇化的推进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对立,麽公这一群体也形成了二元分化。由于布洛陀信仰的社会功能得到官方认可,其祭祀功能被作为民族特色文化来建构,使得一部分麽公受当地政府和学者的邀请出现在布洛陀的公祭仪式上,其身份转变为“祭司”,其权威性由农村向外辐射,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这些麽公操持的“公祭”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社会整合的功能,起到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作用。而麽公本身也是农民,因此另一部分麽公则仍然留守于乡土间,为当地人操持祈福、超度、解冤和赎魂等仪式。同时,在没有提供仪式服务的时候,麽公则回归原来的农民身份,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由于受城镇化的影响,人口流动加剧,农村社会结构也发生相应的改变,留守乡间的麽公这一群体也受到了影响,其权威性有所减弱,相较于得到官方支持的麽公而言,他们缺少的是公共话语权。由于公共空间缺失,农村的仪式则从一种神圣化的祭祀变为一种世俗化的,且具有技术性和职业性特点的活动,主要表现为麽公通过操持仪式来赚取报酬。这时的麽公本质地演变为一种职业,与当地民众产生的不再是神圣的互动关系,而是直接的经济互动关系。

麽公本身不仅掌握着仪式操持技术,又有良好的资源动员和社会整合能力,然而这一群体呈现二元分化的趋势表明,麽公的身份如何建构已经成为布洛陀信仰实践过程的一个重要问题。仪式专家身份建构的社会学本质在于,仪式专家担当了人神关系的神圣中介,私化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在信奉超自然神灵的大众那里,便是一种极为私人化,甚至是一种私密化的信仰表达。[12]而由于城镇化的推进,这种“私密化的信仰表达”逐渐公众化,进而直接影响了民众传统的信仰表达方式,也给麽公这类仪式专家的身份建构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同时,其中需要协调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首先,布洛陀信仰的公共性建构有着商业化、休闲娱乐化以及功利化等特点。仪式专家所操持的仪式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也就逐渐变成形式化和符号化,民众和神灵的互动也随之缺少了神圣性。同时,诸多现代性元素可以为人们解释和构建更为庞大的社会关系和互动模式,从而使人神之间的关系互动变得较为脆弱和模糊。这也使得一些仪式专家进行分身转换或者回归其农民的原始身份。同时矛盾的是,传统乡土社会的信仰建构仍然需要维系,这时就需要他们继续转变回麽公的身份,通过提供仪式服务换取经济利益,麽公和民众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市场供求关系。仪式专家作为供给方提供的是有偿的仪式服务,民众作为需求方需要的是因仪式所形成的经济或权力的互惠关系,至于因仪式而形成的神圣性,则不是需求方主要关注的。[14]

其次,城镇化使传统的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土地,将人神关系进行分离,使得民间信仰的实践越来越形式化。尽管在布洛陀信仰重建的过程当中,每年壮族的“三月三”节庆都会聚集大量的民众、游客前来祭拜或旅游,而且田州古城的游客每天也络绎不绝,但由于人神关系的断裂,使得民众对布洛陀的信仰观念逐渐淡化。这种信仰观念的淡化与城镇化所带来的人们职业性质、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的转变不无关系,而这种变化又直接导致了仪式专家的生存困境。

再次,仪式专家代际传承出现脱节。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当代民众对于民间信仰的实践也有自身的理解和实践方式,这种理解和实践方式是站在一种私人化的立场的,大多将这种私人化的立场转化为对现代性资源的索取,并相继放弃对传统信仰的坚守。特别是对于仪式专家而言,放弃坚守也就面临着自己掌握的仪式技能无法传授给下一代,得不到有效地传承,仪式和信仰也就无法建构和延续。传统的信仰实践在转变为经济利益的交换之后,就变得有价位了。相比其他职业而言,这种价位显然没有达到当代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群体的期望,加之互联网技术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及快速发展,人们获取资源的途径日趋多元化和便捷化,更多的是抛弃传统的信仰表达,追求新的价值观和新的实践方式。在此情况下,年轻人对于传统仪式的依赖就没有这么强烈,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继承这一传统仪式和建构这种信仰,这无疑对仪式专家及其背后的信仰体系的权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困境。

(三)价值共识的建构困境

城乡二元结构分化是城镇化进程当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都是由于这种分化而引起的。无论是制度性宗教,还是弥散性宗教,“公私”博弈并非在今天才产生,在当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分化的背景下,宗教或民间信仰实践的私人性表达和公共性表达的双重性特征显得尤为突出。如何在完成民间信仰的公共性建构的同时,实现信仰主体的私人性表达,抑或说如何将公共性表达和私人性表达二者进行有机统合和规范,是当下布洛陀信仰在实践过程中要着力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仪式专家的分化,一部分麽公进入公共空间主持公祭仪式,一部分麽公仍然活跃在乡村,为民众的个体需求提供仪式服务,布洛陀信仰体系也自然而然地形成分化,一种信仰体系具备公共形态,并获得公共话语权,另一种信仰体系无法获取公共资源而缺乏资源配置的条件。从当前各方掌握到的材料来看,布洛陀是作为一位“创世神”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在神话史诗的描述中能够看出,布洛陀的功绩类同于盘古、女娲和黄帝、炎帝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所以布洛陀所具有的这些元素,已经本质地揭示了壮族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并具有公共解释力。因此,布洛陀信仰与师公信仰不同,布洛陀被纳入到了公共话语体系当中,使得壮族构建起了真正意义上的,能够代表壮族文化特色的民间信仰共同体。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对于当下布洛陀信仰分化的局面,统合和规范是有必要的。两种信仰形态从分化至今,本质上并没有产生冲突,只是个体的私人表达并没有在资源配置的有效运作下融入公共体系的表达规则之中。其关键在于,此种信仰体系在一定的结构化视域中能否很好地运用各类关系,把握相应资源,建构宗教信仰本有的规则体系,进而在公私关系的转换中获得宗教组织资源及其信仰共同体的社会性的表达规则。[15]

就公共信仰而言,民间信仰一旦上升到公共层面,就不再是个体的私人信仰表达,而是一种公共信仰的表达。建构公共信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弘扬民族文化,最重要的是将个人的私念整合进“国家——社会”大框架内,将个体的价值观凝聚到民族普遍价值观的体系之中,这也是维系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常说“推己及人”,实质上就是一方面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乡土社会中的道德评价体系规范;另一方面则通过自己的信仰实践来确保“波纹”不断,且越“推”越大,以此寻求社区认同。[14]因此,个人的信仰表达是维系其身后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延续的重要基础,在公共价值观与个人价值观当中寻求共识已经成为当前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信仰实践的重要策略。

对于个体信仰而言,由于公共空间的缺失,建立的只能是一种私人的、非理性的表达,其信仰实践逐渐演变成一种充满市场供求关系的世俗化活动。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化,布洛陀信仰相对于佛教、道教等制度性宗教而言,在技术上需要解决的仍是价值共识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留守”于农村的布洛陀信仰而言,虽然在当地是公认的基本社会互动机制,然而从公共的视角来看,民族文化的存续单是区域认同显然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上升到公共的社会认同,从而形成蕴涵“人—神”“人—人”关系特质的信仰共同体。

尽管目前各界对于布洛陀信仰的溯源和重建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路径的合理性阐释仍存在一定分歧,但从当前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角度来看,布洛陀信仰的重建则让人们开始正视壮族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强化和规范了壮族民众自身的价值认同和道德规范。个体信仰朝向变为公共信仰朝向并非坏事,它本质地实现了信仰资源的共享,对于民间信仰的发展而言,这样的建构机制,无疑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城镇化的推进不仅要实现社会的城镇化,也要完成信仰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可见人是这个过程的主体。在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时代背景下,公私信仰的表达如何平衡,如何寻求共识,则是每一个人实现其信仰需求的关键。也就是说,实现信仰城镇化是促进人的城镇化的一种有效策略。[8]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实现信仰的现代化转型来实现人的现代化转型,这无疑是当下民间信仰实践所面临的又一个困境。

三、余论

民间信仰的公共性表达并非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的建构或扩大化,而是形成一种价值共识,使其行“正祀”之为,从而与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相融合。虽然每一个人的信仰需求并不一样,但建构公共信仰是要形成公私统一的,即完成一种信仰形态转型和升华,最终形成私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统一。构建公共信仰也并非是私人信仰的终结,而是将个人的信仰价值体系同公共的信仰价值体系相结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信仰文化,从而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

对于布洛陀信仰而言,它是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将布洛陀信仰同壮族传统文化建设以及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信仰建设是一个长期、系统而复杂的文化工程,唯有立足于国家,立足于社会,才能有效地促进信仰实践。个体的信仰实践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整合到公共信仰体系当中,才能获得传承的空间。城镇化的推进也并非是民间信仰的终结,恰恰是为其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所以应该保有一种由文化自觉向文化自信延展的信仰理性。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一步一个脚印、有条不紊地推进实现。每个人的信仰需求和对社会的认知已与往时不大相同,这对于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的建设和发展正是一个大好契机。在政府与社会层面,应更多地以一种开放、包容和尊重的姿态来对民间信仰进行分层分类地加强政策引导和社会引导,使参与者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16]另一方面,信仰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承,因此,以布洛陀信仰为代表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构建应坚持走从“民间”走向“社会”,再从“社会”回归“民间”的路径。这一过程需要政府、学者及民众“三位一体”的共构,任何一方都不能缺场。通过三者的共构,让在这个信仰体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获取本质需求,形成由静态向动态的建构,这样才能使无论是个体的信仰表达还是公共的信仰表达,都不会被时代和制度“悬置”,使布洛陀信仰与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成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基本资源。唯有如此,方能正确引导布洛陀信仰与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进而让更多的人共享其建构成果,树立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推动民族宗教、民族文化工作的进一步创新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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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祝平.仪式专家的当代图景及价值引导[J].河北学刊,20181.

注释:

[1]杨庆堃在其著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将中国的宗教类型分为制度性宗教和弥散型宗教。制度性宗教主要表现为普世性宗教如基督教、佛教、道教等,而中国原始的本土宗教统一归为弥散性宗教。

[2]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3]梁庭望认为,壮族的宗教包括原始宗教、原生型民间宗教和外来创生型宗教三个层次,其中原生型民间宗教——麽教和师公教具有代表性。原生型民间宗教由越巫演化而成的准宗教,也是由原始宗教到创生宗教之间的过渡性宗教。参见梁庭望:《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结构及其特点》,《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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